作者：薛　哲

　　作为诞生于数字媒介时代的新大众文艺形态，网络微短剧天生携带“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基因，不仅深度参与中国当代文化的建构与发展，更通过其特有的媒介适应性和文化可及性，重构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传播范式，以“全球性公共文化产品”的崭新文化身份推动全球文明的多元对话与交融实践，彰显出世界大众文化更迭流变中的“中国动能”和“中国机会”。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对出海微短剧的文艺肌理和现存问题进行归纳总结，以期为数字时代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的体系化建设积累理论资源、提供实践参照。

　　内容生产——“环球同此凉热”的时代境遇和情感体验

　　中国网络微短剧依托中国网络小说这一孵化器的源头资源，提取网文中反复历经读者审美淘洗和市场检验的套路，与世界大众文化场域中各类资源、热梗、话题进行拼贴、戏仿和重构，以“权且利用”的文化创作心态，捕捉各体系文化交集中的“最大公约数”，在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统一中营建全球受众的情感共同体。

　　出海微短剧中不少作品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热映的《一梦枕星河》《有种味道叫清溪》《天涯小娘惹》《逃出大英博物馆》等。前两部作品通过深入挖掘湖湘美食、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符号，以数字化演绎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表达，将年轻人的人生意义融入时代变化和故乡发展的机遇中，提出人生价值和时代命题同构的解决方式，对当代青年群体的现实问题给予了一定思考和借鉴。后两部作品则用数智技术激活传统文化基因，通过文物叙事的人格化转译，展示殖民历史中文化劫掠创伤和离散族群对乡土的永恒眷恋，“将人们根植于心的历史责任感与民族情感凝聚于观看体验中”，搭建数字时代的“集体记忆库”，推动中华文化高质量“走出去”。

　　更多出海微短剧则是一方面利用中国当代文化中爆款网文和微短剧题材内核——以本土市场中经久不衰的“甜宠”“霸总”“逆袭”“大女主”“复仇”“重生”等热门题材的叙事框架为基底；另一方面以在地化的创新策略巧妙融入他国消费者熟悉的文化符号和审美偏好，形成一种“互文交织”的“文化杂糅”特质。这种“共生”特色正成为出海微短剧内容生产领域的鲜明文化景观。

　　以出海微短剧中的统御性内容“霸总”题材为例：中式“霸总”在欧美衍生为狼人、吸血鬼题材的“强制爱”；在日韩又摇身一变为财阀继承人，吹响整顿职场的号角；在中东又和当地神话系统和本土传说嫁接，打造一幕幕“穿越千年爱上埃及法老”的现代爱情神话。

　　实际上，在世界大众文化场域中，我们很难界定“霸总”文学真正的发源地和归属地。或许对“霸总”文学的探访还需倚赖更深层次的文学谱系学意义上的溯源，但当下我们不妨从特里·伊格尔顿的同一性文化观念对其进行观照，将其界定为世界大众文艺中的“新文学母题”：它绝非个别民族的文化自留地，而是一块正待开垦的公共空间，向全世界的文艺创作者和接受者敞开，接纳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解码与再编码，在世界文学体系中开启永不休歇的能指游戏。

　　而这种流动性和可塑性的达成，正是因为这些“新文学母题”敏锐捕捉到后现代社会全球受众共通的心理情感与欲望诉求，选取“社会语境中激发‘情动’机制的普遍议题”，通过建构“平民起居注”的微观叙事，承载全球受众的整体性观念和生活实践。

　　如果说“霸总”是资本的文学人格化体现，那么出海北美的爆剧《我的天命狼人首领》《再见，我的CEO》中“霸总爱上我”的核心叙事则反映出资本逻辑、消费文化、阶层差序等多元因素影响下当代亲密关系的变革与焦虑。出海日本的“大女主”和“职场逆袭”爆剧《大小姐的权利骚扰退治》《保洁员竟是女总裁》亮出“大小姐执掌正义”的中心思想，一方面契合当今世界妇女解放运动的时代潮流，捕捉建立在自我意识觉醒基础上的女性角色弧光，另一方面也成为日韩地区等级森严的职场文化语境中人们应对职场霸凌时心理欲望的宣泄出口，揭示了个体反抗压抑现状的集体潜意识。而《离婚后发现妻子是亿万富婆》《亿万富翁老公的双面人生》等剧也打响以牙还牙的复仇旗号，在道德审判滞后和法律阐释存在盲区的婚恋关系中，昭示出人们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社会公序良俗的集体伦理期待。

　　学者倪湛舸认为，所谓的“通俗”，重点在于打破各种界限和壁垒的“通”，而“俗”则指代流行于全社会的风俗、习俗，不意味着贬义的低贱粗鄙。今天漂洋过海的微短剧，正是在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联通和共生中，反映“环球同此凉热”的时代境遇和情感体验。

　　媒介特性——搭乘新一轮技术更迭的时代快车

　　当“视频化生存”已经成为社会普遍现象，其影响力不可避免地延伸至文艺作品的创作与接受环节。二十年前甚至更早，以YouTube、Facebook、Twitter等视频和社交平台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流行为驱动力，众多国家纷纷开启对传统小说、影视剧作品进行结构化重塑的探索之旅：法国的“超短情景喜剧”、日本广为人知的“晨间剧”和“泡面番”，以及泰国本土独具风格的短剧传统，皆是对传统文艺形式的当代变奏。

　　当下以TikTok为引领的竖屏短视频生态正掀起新一轮文化消费的变革，在全球范围内培育和形塑出文艺作品的新视听语法和新美学标准。中国网络微短剧正是“好风凭借力”，搭乘新一轮媒介变革和技术更迭的时代快车，洞察全球受众在新文化消费浪潮下的感官体验和认知习惯，实现与短视频平台用户群体的高效对接和精准投放，牢牢握住世界大众文艺新一轮文化转型与发展的接力棒。

　　首先，倒置了传统宽屏格式宽高比的竖屏模式，满足了移动端用户更加直观、快速的获取轻量化信息的观影体验。出海微短剧也主要采用竖屏模式，普遍以“大光圈、小景别”的方式展开叙事，用“人物聚焦、环境失焦”的拍摄手法提升镜头效率，强化观众的凝视体验和代入感。

　　其次，在信息过载的当下，观众对单一文本的注意力逐渐枯萎，传统文艺作品中草蛇灰线、起承转合的创作方式难以满足即时性、碎片化、高密度情感满足的新需求。因此剧方一方面不断压缩故事里“冲突酝酿和爆发的循环间隔”，以洗练的节奏将固定剧情“高倍速”播放，另一方面在满足观众对熟悉套路的“期待视野”中制造“期待违背”，用多重反转增加转折和悬念，使观众在熟悉和陌生的两级中反复拉扯，频繁上头。例如在《总裁的合约妻子》中，开篇不到一分钟就交代清楚男女主二人签订契约婚姻的来由，精炼的信息传递显著缩短了事件起因的铺陈。同时，出海微短剧也大多以插叙、倒叙或多线并行、明暗交替等方式来讲故事，辅以快速切换的剪辑风格，密集铺排剧情。在《以死起誓》中，女主伪装自杀后整容重生的复仇线、男主的兄弟矛盾线和母子矛盾线三线并行，不断构织矛盾冲突，在复杂的情感纠葛中向观众源源不断地投放“爽点”“笑点”和“泪点”。

　　最后，竖屏的垂直肖像模式使镜头聚焦主要人物角色，镜头语言也围绕主演之间互动展开，凸显情感张力。在这种拍摄模式下，微短剧的主角形象刻画呈现出具有鲜明特色的类型化特征，诸如“美强惨”“恶婆婆”“花瓶”“心机女”等，凭借极具辨识度的性格特征与行为模式，满足不同受众对特定角色的情感期待，同时通过熟悉的人物模板引发受众共鸣，降低文化接受中的理解成本。而配角往往被赋予单一的功能性特征，以反衬主角光环，具有明显的标签化和脸谱化特征，导致叙事生硬粗粝。

　　问题意识——突破“圈地自萌”，主动肩负时代使命

　　“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命题，不仅是党中央对全体文艺工作者的创作要求，更是当下中国对外传播体系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的重要任务。虽然微短剧天然携带“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基因，但从理论预设到创作实践的转化过程仍然面临制约性因素：在内容维度，虽然多数作品通过“文化杂糅”来规避文化传播中的强意识形态对冲，但对文化距离较远、异质化程度较高的欧美市场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相对缺位，难以“落地生根”；在价值维度，基于“爽感”制造、指向情感宣泄和道德评判的“微短剧价值观”，与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文化基础和凝聚力、引领力的“中国价值”之间，尚存在一定的偏离。

　　从产业实践的角度来看，网络微短剧的出海本质是本土产业在规模扩张、分工细化、竞争加剧、市场拓展等多方面生产力发展后面向世界市场的必然溢出。上述制约性因素的本质，在于基于商业逻辑和企业盈利需求的“微短剧故事”与基于和平崛起国家形象塑造及对外传播能力建设需求的“中国故事”之间，存在着一定张力。

　　基于此，中国网络微短剧如何突破“圈地自萌”的局限，主动肩负起文化出海的时代使命和民族责任，如何从初期传播生态位的抢滩作战，顺利过渡到文化传播的可持续发展阶段，成为亟待我们思考和解决的重要课题。这不仅关乎网络微短剧产业自身的长远发展，更对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传播、国家形象的积极塑造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