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小东

　　我知道蒲蛰龙，是因为他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主编的《海南岛的动植物》，那是我知青时代的窝棚书，原始森林的生存向导，当年我无意间在腰子收购站花三毛钱买来。因此缘分，在阅读麦淑萍《蒲蛰龙传》一书后，颇有心得。

　　麦淑萍在《自序》中写道，因为1985年她父亲嘱咐：他们“没有自己的孩子，你要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父母那样关爱照顾”，1993年，她“有点唐突地对他说，蒲伯伯，我想写一本你的传记”。40年的夙愿，终获圆满。麦淑萍以半生的知识积蓄，以一个贤淑的女儿视角，写出老科学家的精神风骨。她以第三人称的视角书写，间离出一个与传主共生的时空，用黄树森的话说，是“奇点”。

　　自徐迟的陈景润传记出版以来，科学家传记总量占比约为12%，且“头部效应”明显：杨振宁、屠呦呦等诺贝尔奖得主的传记占据了科学家传记总销量的63%，书写也呈刻板化趋势：78%的样本遵循“苦难-奋斗-成功”的模式。当然，也有少数新尝试：王立铭的《生命是什么》，化合了科研手记与人生哲思。

　　麦淑萍拥有父辈世交、一手素材及独特视角，让读者在讲述中感知传主卓越的生存之道。这种透视式的共情，将繁冗的科研细节，融化为诗意的阅读。在虫的大千世界里，蒲蛰龙是一个忘情于弓弦的小提琴手。蒲蛰龙曾自诩：“如果我不是搞昆虫研究，我拉小提琴不比他（马思聪）差。”他的昆虫，就是他的音乐，他的提琴。这就是麦淑萍为《蒲蛰龙传》锚定的主题旋律。

　　中国的传记文学，可以说是自《史记》发轫，其黄金时代有诸多成因：大致是因官方修史的需求，如汉武帝设立太史令；纸张的普及，促进了文本的传播，如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士族门阀制度，催生了人物品评的风气，如《人物志》的九品论人体系……20世纪30年代，新传记运动兴起。前有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胡适的《四十自述》；后有商务印书馆“新中学文库”，系统引进斯特拉奇的《维多利亚名人传》。胡适更是提出“传记文学解放”的理念，推动了文体的革新。在战争背景下，英雄叙事成为战鼓和传单，如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

　　徐迟《哥德巴赫猜想》开创了新时期为科学家正名的先河。丘成桐《我的几何人生》探索数学与文化的联系，王贻芳《探索的历程》反思大型科学工程的伦理，《清华科学史讲堂》系列则通过口述史保存了老一辈科学家的记忆；B站的《我的牛顿教练》，则用动漫形式，重新塑形科学史人物。

　　这条线形描述，其中有一条不经意的虚线：即梁启超眼中的李鸿章，胡适心中的“罪己”，以及丘成桐等的自诉……它们联袂而成虚线。麦淑萍在这条虚线上，找到了某个点，并改造这个点。是她，令不曾做过父亲的蒲蛰龙，拥有了父亲的情怀，并以此笼罩他的科学探险。这里，文学中不易觉察的性别叙事，如触须般，让公开的言说，有了沉浸式的隐秘体验。作者因此实现了将蒲蛰龙从枯燥的实验室领出，皈依伊甸园的文学企图。

　　蒲蛰龙一生匍匐大地，却把脊梁隆起为山脊。他的传记情节，并无步步惊心，唯有显微镜下世事大千，森林田野足印深陷。他的小提琴盒里，应该有半片枯叶，是某次野外考察时，随手插入的标本，它终成作者的路标。是麦淑萍，把蒲蛰龙这把干硬刺手的荆棘，雕刻成史诗。（郭小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