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鹏禹

　　新经验如何转化为小说素材，进而用叙述对其进行美学赋形，是青年小说家面临的挑战。如果说上海十里洋场的现代性体验催生了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时隔近百年，全媒体时代对人类存在的深刻影响，无疑同样呼唤着对当下“新感觉”的文学表达。孟小书的《猎物》凝视虚拟与现实界限消失的时刻，用寓言化的手法和陌生化的场景设置，提供了新的异质的美学经验，在细腻的故事和富于女性色彩的叙事中给予我们反思时代的契机。

　　《猎物》由三篇小说组成，形式上像一篇小说集，但我更愿意把它定义为一个完整的小长篇。三篇小说有贯穿始终的主人公Leila和K（尽管主人公的身份在第三篇小说《终极范特西》中变形较大），有一致的主题（即“狩猎”），并置在一起宛如火车的三节车厢，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小说一《狩猎》讲述一对男女网红来到东非坦桑尼亚一处猎场进行合法狩猎的故事，随着猎杀视频如旋风般疯传，女主人公Leila不堪心灵重负和网络暴力，走向死亡。小说二《白色长颈鹿》接续上一个故事，将Leila离异的父母老贺和竹桑带到女儿死亡的事发地，在对女儿死因的探寻中，牵扯出原生家庭绵里藏针般的隐忧。小说三《终极范特西》中，Leila化身为不愿见光的残疾女网红，而搭档K则变身为被迫卷入电诈团伙的犯罪分子，随着二人交往日深，良心未泯的K最终放弃了骗来Leila以换取自由的想法。如果说K在肉身上被囚禁于缅北电诈机构，那么Leila则被心理上的自卑囚禁。小说借此讲述了一个身心不自由者彼此救赎的故事。

　　在书名“猎物”统摄下，三篇作品讲述了多个层面的狩猎，于自然丛林狩猎之外，着重探讨了互联网时代虚拟对真实的猎取。人与动物层面上，《狩猎》以东非坦桑尼亚KILIMA猎场为故事发生场域，呈现了草原动物自在嬉戏的场景。然而，这个动物的天堂也是动物的坟场，所谓“野生动物”不过是被贴上价码的商品，等待着猎人的子弹和钞票。狩猎这个独特的题材也是吸引Leila和K到此拍摄视频的原因。第二个层面的狩猎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尤其是男女之间。小说提到K初中时的“狩猎”游戏，对女性的侵犯于他而言，只不过是游戏。直到成年后猎杀了一头长颈鹿（作为女性化的意象出现），K的欲望才得以真正释放。然而，看到一个真实生命的消逝，他又“觉得自己的身体也在逐渐消失”。同样，在《白色长颈鹿》中，情绪不稳定的竹桑，压榨着老贺和女儿的情感空间，她的咆哮、暴躁，“像一张铁丝网将老贺的全身包裹住了”。而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电信诈骗杀猪盘中，K对女网红Leila的狩猎。“静静地等候，让猎物体会到十足的安全感后，再施以致命一击，彻底将其击毙。”《猎物》所表现的更深层次的狩猎存在于网民与网暴对象之间。《狩猎》中的Leila之死，是网络暴力催化的结果，而导致危机发生的技术性原因则是断网。如果没有断网，Leila阳光健身博主的形象也不会因来不及下架狩猎视频而坍塌——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俨然只需要一个wifi信号。同样，在《终极范特西》中，Leila直播中遭遇的洪水般袭来的恶评，也无意中加快了这个缺爱、自卑的女孩在情感上倒向诈骗分子的步伐。

　　孟小书在《猎物》中延续了现代文学的潜在叙事模式，将“看与被看”深化为互联网时代的“杀与被杀”。狩猎者Leila看长颈鹿时，也被无面目的网民看。网红主播Leila被粉丝围观、打赏时，也被几千公里外的诈骗团伙当作猎物盯上。而最终导致《狩猎》中Leila之死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类似鲁迅《我之节烈观》中所说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我们无法从原子化的网民你一言我一语掀起的暴力旋风中，指认出将Leila推向死亡的凶手。如果说祥林嫂的死，还能归咎于鲁四老爷、柳妈和鲁镇其他人，Leila的死却别想找到谁为其负责。导致祥林嫂之死的深层原因——集体无意识的封建礼教，在今天被置换为互联网传播和算法逻辑。

　　《猎物》呈现了我们时代独有的世界观——真实、网络虚拟与梦境无意识交织。如果说弗洛伊德发现了潜藏于人类意识冰山之下的无意识部分，将其整合为人的存在本质，那么肉身与数字分身的难解难分则更进一步，成为互联网全媒体时代人的本质特征之一。Leila梦境中反复出现的白色长颈鹿是她理想自我的投射，它美好、温顺、优雅。当长颈鹿被击杀，女主人公的另一个自我破碎了，这是导致其自杀的内在原因。母亲竹桑来到女儿殒命之地寻找她生前的印迹，随着另一头长颈鹿被丈夫猎杀，这个意象变成缠满白色绷带的形象，映射出竹桑对女儿的愧疚。对老贺来说，那个青年时代出现在小兴安岭的猎人，实际也是镜像世界中一个理想的自我，他虚构了一个与庸常生活无涉的猎人作为心灵的寄托。从中可以看到小说中每个人人生的不完满以及他们的渴求，这催生出另一重真实——梦境与虚构中的真实（抑或补偿）。

　　与之相伴的是身体化媒介时期，肉身与“数字身体”的博弈与撕扯。在身体化媒介时期，人以节点的形式存在于微博、微信、抖音等媒介平台上，呈现出的“数字身体”不具备实体形态，却虚拟在场，代替肉身行使完整系统的功能，比如一些人的“精装朋友圈”就是肉身的“数字身体”。小说中，镜头前的Leila，伪装的中产精英K，朋友圈中的“宝哥”，都是肉身的数字分身或“数字身体”。颇有意味的是人名，“博奇”与“Leila”，“张存良”与“K”，虚拟世界中的英文符号所代表的美好形象，与现实中本名的主人所遭遇的污糟境遇和一地鸡毛，既分裂又统一，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二次元、宅文化、网络直播、网络暴力、网络诈骗……小说开掘出将当下现实难题转化为文学表达的路径。

　　穿透虚构的迷雾，依然能看到《猎物》的价值传达。在现实、网络虚拟与梦境无意识交织的世界中，我们或许有可能破解互联网景观社会的认知与情感悖论。《终极范特西》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K决定放弃用Leila换取自由的机会，他远远地看到了那个穿红色POLO衫的女孩。小说在这次擦身而过中，重新厘清了设身处地与隔空观看的巨大差异。当“猎物”逐渐走进张存良（而不是K）的内心，对象化的Leila也慢慢还原为活生生的博奇。我们终究会发现，身体而不是“数字身体”才是我们存在于世唯一能够拥有的东西。拥有一个身体，意味着介入确定的环境，观看真实的表情，言说带声音的话语，小说以物理世界对抗虚拟世界，重新张扬了人的主体性和内在本质。

　　孟小书的作品有一种全球视野，比之于前辈作家“到世界去”的野心，她更多的是“在世界中”的从容，《猎物》对异域景观有细致的刻画，但毫无猎奇式的展演性描写，这或许也是她没有自我设限于一地一域，而能够通达互联网时代共通性精神命题的原因。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