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谷雨

　　父亲对子女深沉而绵长的爱，既内敛又坚韧，仿佛一枚小小的种子，自孩子出生那一刻起，就深深地播撒在幼小的心田里，既铸就了他们迥异的个性，又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们的未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在整个成长过程中，少不更事的孩子总是抬起头仰望父亲，将他视为人生中的第一个榜样；而父亲则低下头，以宠爱的眼神作为回应。

　　于是，父爱就成了文学史上最为经典的主题之一。但不管动用多么华丽的字眼来塑造父爱的史诗，作家们都绕不开那道横亘在父子之间的天然鸿沟——父爱是如此炽烈，又是如此严苛，似乎只要一点小小的火花就能引发熊熊烈焰，进而导致父子的对立。这种对立，展现出父爱的另一种面孔。

　　同类相斥的奇怪法则

　　以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为例。1897年，他在他的囚禁地雷丁监狱里断断续续地写出一封长信，收信人是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尽管信中没有一句话提到他的父亲威廉·王尔德爵士，但他还是一针见血地谈到了父与子的相似之处：“大凡两个人有了仇隙，其间必定存在某种难兄难弟的纽带、某种同气相求的呼应。我猜想，由于某种同类相斥的奇怪法则，你们互相憎恶，这不是因为两人间的许多不同，而是因为在某些方面你们俩何其相似乃尔。”

　　这是王尔德狱中书简《自深深处》中的一番话。或许是从中感应到王尔德内心深处强烈的不满，同样来自爱尔兰的科尔姆·托宾才会写下《王尔德、叶芝、乔伊斯与他们的父亲》一书。为了完成这次写作，托宾沿着三位作家的人生轨迹，穿越都柏林的大街小巷，实地考察王尔德的狱中岁月，细心求证叶芝、乔伊斯的创作历程，最终领悟到父子相处的真谛。不得不承认，王尔德没有说错。他与他父亲的确算得上“难兄难弟”：同样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大放异彩，又同样官司缠身。不同的是，父亲轻易地摆脱了危机，儿子却深陷其中，名誉扫地。

　　某种程度上，这也验证了托宾的判断：“他（王尔德）个性中许多模棱两可的特点、他许多惊人的才华，源于他的父亲。”相似的一幕还出现在叶芝这里。提起父亲，他的内心应该是复杂的。他憎恨父亲，却又不得不承认：“一直以来，我的人生观完全承袭于你，无论是具体细节还是应用方面均几乎如此。”而恰恰正是有了如此深刻的反思，他才会不遗余力地帮助同样受困于父亲的乔伊斯。

　　在父母的世界里如影随形

　　1915年，叶芝写信给英国作家埃德蒙·戈斯，请求他为乔伊斯申请一笔英国政府的津贴，但他并不知道戈斯和他们一样，都有一个不靠谱的父亲。在自传《父与子：信仰与偏见》中，戈斯用“苦涩”来形容自己的童年，这种“苦涩”源于他的原生家庭。他出生于传统清教之家，父亲菲利普·戈斯是一位博物学家，曾经走遍世界各地，寻找珍稀生物。但恰恰是这样一位见多识广的父亲，偏偏无视儿子成长的需求，将他独自关在家中，强行灌输严苛的清规戒律，“就像把一杯未掺水的白兰地给了一个还未断奶的孩子”。

　　戈斯称童年时期的他不曾拥有过一本故事书，没有寻常的喧闹嬉戏，没有乡间的远足漫步，更没有可以交心的伙伴。甚至，就连原本放在窗边的小床，都被父母用大床严严实实地遮挡起来，几乎看不到窗外那个活色生香的世界。彼时，他唯一的“娱乐”就是“用苍白的面颊紧贴着窗户向外张望”，如此一小时一小时机械而孤独地重复着，似乎这才是成长必不可少的仪式。久而久之，这种“娱乐”渐渐失去了最初的味道，“只靠纯粹的惯性维系着。不是不快乐，也不是局促不安，只是觉得它漫长——漫长又漫长”。

　　戈斯的父母之所以会这样做，说到底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对“真实”的执念，保守而又严谨的他们似乎很难理解世界上为何会有“虚假”“虚构”“虚幻”之类的字眼。在他们看来，只有无条件地将自己献给信仰，才能拥有最为真实的人生。就像戈斯所说：“所有人告诉我的，只有使命，却从未有人给我讲过海盗；我熟悉蜂鸟，却从未听说过童话；我知道狼，却对巨人捕手杰克、侏儒怪和罗宾汉的故事茫然不知……他们将想象力从我的世界观中剔除了。他们渴望我真实……”

　　问题是，父亲未必清楚自己的行为将会给年幼的戈斯带来怎样的“真实”。但可以肯定的是，诸如孤独、疏离之类的负面情绪，常常比“真实”来得更快、更早。而不管父亲如何费尽心思，试图隐瞒一切、掌控一切，他自以为是的“真实”到了最后都会演变为一出彻头彻尾的滑稽戏。比如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某一天，年幼的戈斯在一只小小的箱子盖上意外地发现了一张纸。纸上印着煽情小说里的一个章节。而当他带着难以言喻的狂喜读完这些句子，年幼的他竟然以为，纸上写的就是如假包换的事实。

　　更令人难以释怀的是，在戈斯出生当天，他的父亲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艾米生了个儿子。收到了一只牙买加雏燕。”如此平淡的语气，确定无疑地表明了他的态度：这个刚刚降生的婴儿带给他的快乐，似乎还不如一只小小的鸟儿。或许，在他的潜意识里，儿子就是一只雏燕，并不需要太多自由与独立的人格，只需要像颗卫星一样，在父母的世界里如影随形，父母快乐时孩子快乐，父母悲伤时孩子悲伤。

　　文学硬汉的纸短情长

　　许多年后，类似的话题出现在海明威与他的次子帕特里克的信件中。尽管两位父亲都有意无意地提到了鸟儿，但由于他们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事情的结果也就有了本质的区别。至少，海明威从来不会在年幼的儿子面前展示严父的权威，更不会将他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那是1932年8月。彼时，帕特里克年仅四岁，与哥哥、弟弟一起呆在怀俄明州的农场里。父亲海明威则在远赴非洲狩猎的途中。在写给儿子的信中，海明威提到了一种名为“艾草鸡”的鸟儿。“爸爸带上妈妈去了教堂，我们也去打枪了。我们打了24只母艾草鸡。它们的个头比小鸡大，飞得很快，飞起来时发出很响的声音。”

　　这封信被收录在海明威父子的通信集《亲爱的老爸：海明威父子家书》里。父子俩的通信始于1932年8月，直到1961年5月海明威离世。表面上，海明威似乎疏于对儿子的管教，但其实对他来说，地域的阻隔从来不是问题，关键是他们是否彼此相依，哪怕远隔千山万水，仍然要紧紧抱成一团。30年间，他在钓鳟鱼的溪流旁、在捕野兔的树篱边、在非洲的青山下、在古巴的庄园里，给亲爱的帕特里克写信。他记得儿子的身高体重，就像他知道自己写完了多少页书稿；他称呼帕特里克为“老墨”或者“老鼠”，仿佛他要面对的不是幼小的儿子，而是相识多年的老友。

　　于是，我们看到了帕特里克的成长。起初，年幼的他对世界的运转毫无概念。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长大成人，终于活成了父亲希望的样子。即便如此，这位事必躬亲的父亲仍然数十年如一日地在信中谈论自己的生活起居，解析世界局势的最新动向，探讨未来的人生规划。甚至，他并不愿意帕特里克因沉迷读书而忽略了身体的健康。于是，他苦口婆心地提醒儿子：“脑袋昏沉的时候不要看书。不要看那种字体太小的书。如果哪门教科书字体太小，就放弃掉。”

　　看到这里，熟悉《永别了，武器》《乞力马扎罗的雪》《老人与海》的读者是不是会心生错觉，以为看到了一个假的海明威？毕竟，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这位以“文学硬汉”闻名于世的美国作家从不轻易显露出一丝温存。但事实上，海明威的确称得上是“慈父中的慈父”。常常，只要一提起笔，给千里之外的儿子写信，他的脸上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一丝微笑。而那些贴在他身上的“硬汉”标签，也就悄无声息地掉了下来。

　　用自己的方式爱孩子

　　比起父子之间随时随地、一触即发的强烈情感，父亲与女儿的相处就显得更为柔和。罗斯·霍桑·莱斯罗普应该还记得她的父亲、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与她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否则她不会在成年后提起笔来写下《纯洁的良心：回忆我的父亲霍桑》。尽管“回忆”是罗斯写作的关键词，但她的回忆却是名不副实的：与世间大多数子女一样，罗斯从未亲眼见证过父亲跌宕起伏的前半生。她的“回忆”更多来自于父母留下的书信。

　　这些信件分别写于霍桑的青年、中年时期。在不同的境遇下，他用不同的语气，不断呼唤千里之外的父母、妻子、朋友，就诸多问题（写作、婚姻、家庭、度假）敞开心扉，直抒胸臆，似乎他们就在眼前，从未离开。很难说，这些书信是否满足了罗斯的好奇心，但可以肯定的是，通过这些情真意切的话语，她终于看到了这样一个男人：他是如此阳光、如此友善，言谈中隐隐流露出一丝温柔；他既是出世的，立志要“像蕨类植物那样”隐居；他又是入世的，在妻子索菲亚温柔的目光中体会到寻常人生的美妙；他期待朋友对他的新书做出恰如其分的评论，声称“无论是得到赞美还是友善的批评，我都会一样高兴”；他也为自己略显潦草的字迹感到惭愧，希望得到朋友的宽恕……

　　但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称职的父亲。父亲的角色要求他随时随地放下手中的稿纸，与孩子们一起玩游戏，在山间漫步，与宠物兔交谈，去集市买书。每晚临睡前，他会给他们讲《鲁滨逊漂流记》里的故事，还亲自动笔为他们改写希腊神话。甚至，罗斯还从这一大捆书信中找到了霍桑写给她的信。信中，他告诉年幼的女儿要听话，不要乱发脾气，更不能用手抓挠自己的保姆或姐姐：“哦，我亲爱的罗斯是绝对不会做这些淘气的事情。要是我知道你做了这些淘气的事情，我肯定会很伤心的。”

　　罗斯是快乐的，时隔多年，她终于与亲爱的父亲肩并肩站在了一起，真正理解了他的良苦用心，更用自己的文字重新定义了父亲：他不仅有着“超乎常人的忍耐力与毅力”，更有着“勇敢坚定的心灵与无所畏惧的灵魂”。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都是她值得用一生时间去仰望、去赞美的英雄。或许，这就是父亲铭刻在孩子血脉中的基因传承。这种基因传承，常常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越发强烈。

　　父亲的爱，不管是温和的，还是严厉的，都会伴随孩子长大，直到他们的人生暮年。而到了此时，他们大约不会对父亲太过苛责，因为不管父爱有多少种不同的面孔，有些面孔又是多么让人难以接受，但父亲，始终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爱着孩子。（谷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