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张淑一

　　《史记》素来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作为中国古代纪传体正史之首，《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为中国史书树立了文史兼通的典范。

　　但由于其文字浩瀚，体例风格富于变换，一般读者难以透彻领会其中的精髓。为了更好地了解《史记》，近年来，很多解读的版本陆续面世，为读者掘发出这部太史公所作世界文化瑰宝中的璀璨精华。

　　“全景式著史”的视野

　　《史记》所创造的著史格局，被历代尊为“极则”，影响深远。司马迁与其之前的史家有着怎样不同的历史视野和哲学思考？先秦时代的史书主要是编年体裁，以时间先后记载历史，以年月日系事。而司马迁则发展出多维著史视野，除了以年代先后记载历史事件的时间视角之外，还有人物活动视角、社会情状视角和典章制度视角。多重视角互相呼应配合，先以时间线索将相关史事组织起来，次而凸显人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在历史舞台上的缤纷演出，再展示制度的沿革和社会生活的变迁，编织出上起远古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多年的社会历史基本面貌。唐人刘知几称赞其“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

　　在诸多解读版本中，《〈史记〉精华十五讲》作者陈其泰教授基于深厚的历史编纂学修养，指出司马迁以高度的哲学智慧探索历史的本原，以超凡的历史把握住了人类历史演进的要素，历史观察力实现了巨大飞跃，由此才能创造出这样一部主线鲜明、重大历史事件记载清晰、典章制度组织安排富于条理，而内容又生动带有“立体感”的社会全史。近些年史学工作者孜孜以求的史学著作应反映“宏大叙事”“全景式著史”，在《史记》中其实早已有绝佳体现。

　　以人为创造者的眼界

　　《史记》中，“本纪”的主旨为记载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同时兼及帝王个人的思想性格、重要事迹；“世家”中也有不少记录人物活动的成分，“列传”则全部是人物事迹的记载。可以说，除了“表”和“书”之外，《史记》绝大部分内容为人物传记，本质上是以人物为中心。在书内的人物群像中，既有夏商周三代的君主，影响诸侯国盛衰的卿大夫、春秋战国时期的智者，也有上下奔走游说的纵横家、为秦统一建功的勇将、汉初的慷慨卓荦之士、从困厄中奋起的穷且益坚者等。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对人物事迹的记载没有停留于帝王将相所在的统治阶层，亦注意为平民出身的人物立传，即使是游侠、货殖、医者、滑稽、卜筮等布衣匹夫之人，只要有鲜明的个性和一定的作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建树功勋，司马迁都着意为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展现其以人为历史创造者的高超眼界。

　　陈其泰教授认为促发司马迁把“人”置于历史创造者地位的基础，是战国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凸显了“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人们对超自然力的信仰退却。而春秋战国以来以旧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制度遭到沉重打击，贤臣勇将直接影响国家的盛衰，平民力量迅速崛起，各路英雄集中登上历史舞台的空前历史变局，则推动史家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司马迁通过记载人物活动来展现“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已经达到了相当自觉的程度。而其对各阶层人物尤其平民之中卓越分子活动的生动记述，又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立体、反映多彩社会历史内容的宝贵材料。司马迁被后世赞誉为中国帝制社会中难能可贵的“平民史家”，实至而名归。

　　历史发展大势的卓识

　　《史记》中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等多个大事年表，这些表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将中国从上古以来的历史划分为具有不同特点的演进阶段，呈现中国是怎样从夏商周三代分封制社会，经春秋战国诸侯分立互相称霸争雄，最终走向秦汉统一帝国的。在上述诸表中，司马迁展现了把握长时段历史发展大势的卓识。尤其是《六国年表》，最能体现其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趋势的认识。

　　秦汉易代以后，汉王朝为了强调自己立国的合法性，不断总结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贾谊、贾山、张释之等汉初士人都曾严厉谴责秦不行仁义的罪行，把秦用暴力扫平六国视为原罪，动辄以“虎狼之心”“无道之国”“蚕食诸侯”等进行指斥，否定秦统一天下的历史贡献。司马迁以其卓越深邃的洞察力，不甚认同这些当日流行一时的庸俗观点，他谴责秦在统一过程中的暴虐行为，但更把秦放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认为秦“奋六世之余烈”的强盛和统一六国代表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走向。在《六国年表》中，他记述秦国的史事独为详尽，秦位列六国之上，以秦为战国二百五十五年间的历史的主干。他认为秦适应时势变古之制，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推动了历史前进，故而能取得统一天下的成功，秦结束诸侯割据实现全国统一的正面作用应该肯定。

　　陈其泰教授指出司马迁把握历史发展大势的卓识，与其大一统的历史观有密切联系。司马迁体察到中国由松散的分封制向天下一统的中央集权制演变，是客观发展到此阶段的不可抵挡之历史潮流，秦与六国政治军事力量的强弱转换、攻守的易型、战争的胜负等，都是这种潮流的外在表现。司马迁以其部分接近于唯物史观的才识书写了这段历史，是中国史学在西汉时期“天才的闪光”。

　　拥抱各民族文化的胸怀

　　先秦时期，中原民族自称“华夏”，将居于周边地区的各族称为“蛮夷戎狄”，形成所谓“华夷”之别。但“华夏”与“蛮夷”只有一定时期经济文化发展阶段的不同，并无种族血缘的区隔。司马迁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用大量笔墨阐发周边各族与中原华夏族为兄弟或亲戚的关系，表达中原民族与周边各民族同源一体的观念。如其在《吴太伯世家》中言：“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在《越王勾践世家》中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在《楚世家》中亦言：“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

　　不唯如此，在汉代民族关系复杂、汉武帝多次对周边各族用兵的大背景下，司马迁仍着重阐述各族交流融合才符合各方根本利益，肯定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的历史，指出各族不断融合统一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大势所趋。《史记》专门设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把环绕中原的各民族，展开为一幅极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展示各民族围绕中央政权活动的基本格局和民族间持续交往的面貌，证明“中国”是位于各具体民族之上的至高概念，它的向心力造就了秦汉大一统国家建立和巩固的大势。陈其泰教授指出，司马迁对全国各民族历史的记载，是其拥抱各民族文化的宽广胸怀的展现，太史公以其广阔的视野和确凿的史实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对推进国家统一有深远影响。

　　司马迁站在时代的高峰，用《史记》展现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演变、发展动力、人物百态、典章制度和社会风景，体现了中华文化“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博大精神，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养分和卓越智慧。陈其泰教授《〈史记〉精华十五讲》对其思想精髓、博大内涵、精深体例、多维视野、精神内核一一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析，站在时代的高度进一步创造性阐释《史记》的魅力与奥义，对帮助读者在多元一体格局中认识中华文明，推动中华文化经典在新时期焕发新价值，传承优秀文化基因，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