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华明玥

　　“鸡鸣寺的鸡不鸣，莫愁湖的愁更愁”。电影《南京照相馆》的开篇，就是令人窒息的破城惨景，日机低空俯冲、投弹、扫射，成片的百姓倒下，压抑又紧张。一个叫苏柳昌（刘昊然饰）的年轻邮递员逃命时，因打着如中国士兵一样的绑腿，本将被当作乔装的士兵枪毙，结果他包里的一个相册，引起日军的摄影师伊藤（原岛大地饰）的注意，他误以为苏柳昌会洗照片。邮递员阿昌就这么被强留在了城里的吉祥照相馆，为伊藤服务。躲在地窖里的吉祥照相馆老板老金闻声而动，教会苏柳昌救命的技能——洗照片。在暗房里，老金一家与阿昌发现，他们冲印出了日军屠城的照片。老金的街坊、同样躲藏于此的演员林毓秀（高叶饰）的姐妹，还有军人宋存义（周游饰）的弟弟，皆被日军所屠杀。

　　就在那一刻，众人眼睛里的恐惧、愤怒与撕心裂肺的悲怆，都被点燃了。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必须做出选择：接下来，他们将只为“苟活”，还是为了“将铁一样的证据送出去”？为了逃生，阿昌请伊藤帮他搞一张离开南京的通行证。而经过日军翻译官王广海（王传君饰）的斡旋，伊藤答应给两张通行证，方便“他的朋友”阿昌和妻子（由林毓秀假扮）一同离开。谁想，伊藤早就通知了关卡上的日本兵，只要见到手持这两张特殊通行证的人，就是见过屠城照片的人，一定要灭口。

　　也就是说，伊藤拿出的通行证，恰是杀戮的暗号。

　　那么，躲藏在照相馆中的众人，如何拼死一搏，将这骇人听闻的屠城罪证转运出去？这就是《南京照相馆》排布的悬念。

　　电影没有全景式描绘南京大屠杀，而是通过一个极小的切口，让我们走进了1937年12月南京城这个“人间炼狱”。编剧、导演巧妙运用双线穿插的叙事结构，将这段沾满血与火的历史表现出来：其中一条线索是照相馆里的老百姓艰难求生并完成送底片任务；另外一条线索就是为保全妻女性命而对日本人俯首帖耳的翻译官王广海，跟着他的眼睛，观众看到无数个残杀中国人的现场。最令人震撼的场景有两个。一个是翻译官拿着喇叭吆喝，让同胞有秩序地往秦淮河边的屠杀现场走去。当老百姓被逼到河边时，瞬间镜头一转，就是血红的微微荡漾的河水，这一无声的、令人窒息的画面，远比此起彼伏的哭嚎更震撼人心。另一个场景，就是日军的所谓“亲善拍照现场”。为了操控世界舆论，日军竟然强迫路人拍摄“日军与百姓‘亲如一家’”的伪善场面。突然，有个日本兵嫌路上的婴孩一直在哭闹，冲过去把襁褓里的小孩摔死……

　　电影在塑造人物时，尽量避免了脸谱化，着力呈现角色的矛盾和挣扎。比如翻译官王广海早就看出阿昌不是照相馆的人，但他并没有告发阿昌，外人眼中的汉奸，还保留着基本的良知。再比如，林毓秀在目睹日军摔死婴儿的暴行后，捂嘴颤抖个不停。高叶演出了这名虚荣俏丽的演员从单纯惧怕到幡然醒悟的层次感。之后，她竟有勇气以穆桂英自比，准备与苏柳昌一同去送底片。

　　真正令人泪目的，还是照相馆的人要分开逃亡的前夜。照相馆老板的女儿金婉仪（杨恩又饰）叹息中国之大，她还有好多地方没有去过。而老爸安慰她的方式，就是一张张放下照相用的背景幕布，让所有人一夜看遍祖国的大好河山，从北京到天津，从泰山到西湖……所有人眼睛里都含着屈辱又愤怒的泪光，他们呐喊：“大好河山，寸土不让。”在那一刻，中国人的血性瞬间涌上心头。

　　当然，电影还有瑕疵。剧情逻辑上的一些漏洞，让电影开篇时的紧张和高压氛围没能一气呵成，到了中后段，电影经不起推敲的细节不少。比如摄影师伊藤生性狡诈，他怀疑阿昌的洗照片技术另有高人指点，怎么会不派人搜查照相馆的地窖？若如此，老金一家不可能藏得住。影片的高潮部分也显得合理性不足：阿昌用南京风景照的底片掉包了屠杀照片的底片，怎么可能到最后才被伊藤发现，收回如此重要的底片时都不检查吗？要知道，《南京照相馆》的故事来自真实历史：1938年，15岁的华东照相馆学徒罗瑾秘密加印了日军大屠杀的照片。后来，罗瑾考进了当时借用毗卢寺房舍的汪伪政府警卫旅直属通讯队。他与另外一位通讯队学员吴旋先后接力，将装有照片的相册，藏于毗卢寺厕所墙缝及佛像的腹中。直到抗战胜利，这本相册才被交出，成为审判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的“京字第一号证据”。借鉴历史，电影中的主人公也可以选择加印照片，而不是采取“掉包底片”这样容易被觉察的方式。

　　《南京照相馆》有一流的视觉效果，但瑕疵在于没有把情节逻辑做得天衣无缝。如果把更多的笔墨放在角色的觉醒上，让送出大屠杀证据的“接力式巧合”变得更合理，将会成为更耐得住推敲的电影。

　　（作者系文艺评论人、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