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正康

　　在现实生活中，但凡“个性”是越强越好吗？现在就来探究一下缘由，我认为有些时候在某些情形中，“个性”越强反而不好，它往往更容易带来不必要的矛盾冲突。尤其在社会人际关系中，“个性”越强，显得越难融入群体。所以个性强，就要看强在什么地方、强在什么场合……如果在一个标准化的生产车间，一条生产线上生产出来具有差异性的产品，那就是次品和废品。然而在艺术领域里，这种差异性越强烈，即所谓个性越强，就是越发优秀的艺术作品，因此个性之于艺术是一种“灵魂”般的存在，在艺术作品上的“个性”越强，它则具有非常高的文学艺术价值意义。

　　个性是什么？是曹操的谋略奸诈乎？是刘备三顾茅庐的宅心仁厚乎？还是关羽的傲慢“大意失荆州”乎？当然这些都仅仅局限于人物角色及其细节中体现出来的个性。对于一段历史文化，一个学术艺术流派的更高更广时空视域中的个性问题，它可能不再是个性而上升成为“共性”。在现实社会人际关系中，最让人过目难忘那一瞬间的某个人的神态特征，就属于最典型的个性了吧。比如曾翔用拖把进行“吼书”创作时，给人的第一眼直觉就是属于“过目难忘”的强烈印象，甚至人们对他所创作些什么形式都记不住，但他那种行为方式却让人想忘都不可能忘得掉。所以，曾翔首先获得了非常强烈的视觉刺激效果，而这种刺激效果是什么性质的“个性”？从个性构成要素上讲，到底是“吼”作为个性特征？还是“书”作为个性特征？因为在“吼”和“书”两个形质因素中如何认定孰为“吼书”个性之主，孰为次？甚至还会有人将拖把当主角？在此也没有能力回答“吼书”带来的这个复杂问题。

　　通常情况下，个体与个体之间相互比较就比出了个性的特征、特性差异，特别是个体跟群体中许多的个性相比较之后，存在的显著“差异性”更容易暴露出来。因此，从定义的概念上讲，个体的差异无疑就定义为“个性”，但是群体里面、学派里面、某个时代等里面的个性差异，最终形成的一致性的“趋同”表现，则是定义为“共性”。那么，这样不是正好要告诉大家，先有“个性”然后才集中为“共性”吗？但是现代人们对“个性”与“共性”关系问题，总是认为“个性”是从“共性”中脱颖而出，“个性”比“共性”更优秀，甚至觉得“共性”是大众化的低俗的东西，用这种认识眼光看问题是带有偏颇性的。譬如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清人尚气，那么今人崇尚什么？从个性的共同趋向上看，都一致性地指向了“今人尚形”，这个观点的理论支撑无疑是展览文化的“形式至上”。

　　个体“差异”即个性差异往往从形体特征和内部性能、性情中彼此相互比较区别，个性与共性是相互比较之中得出的“存在”，不知道“共性”为何物，怎么能够明白“个性”的价值意义呢；而那种一味强调个性追求共性的价值意义的学术思想及其行为，无疑是把个性推向共性的对立面，把个性与共性关系对立起来成为“矛盾化”关系，这应该是对共性与个性的误解。对审美思想的美与丑辩证关系问题的思考，特别是现代书法艺术作品中在这一个性表现特别的“矛盾与冲突”，在现代书法艺术创作实践乃至一些学术思想理论观点中，将“审丑”看成是高于“审美”的，经常出现“艺术以审丑为高”的主观意志的思想表达，在当代书法艺术中，被一些“专家”倡导的“审丑是艺术的高级形式”，无疑在这些“专家”眼中，“审美”被认为是低级的艺术层次。

　　在同类群体中比较个性自然而然地显露，而不是“刻意”地去专门作出个性表现，这种个性的“刻意”追求，心理的表现愿望可想而知是多么强烈。撇开经验印象的影响暗示，孤立地去讨论“个性”问题，剥离了密切相连的内外层文化关系，如常说的“鹤立鸡群”，虽然鹤远远不大于鸡群，但二者并非同一可比性，只能鹤与鹤比，鸡与鸡比，如果将鹤与鸡比较的差异，当作个性差异性，最终岂不是得出非常荒谬的结论。所以，个性问题必须是同类之间进行研究探求，也就是在鸡与鸡之间，在鸡与其他动物之间就有点荒诞不经了。说到这里，个性与共性的辩证思想性质就逐渐明晰，离开共性去讨论个性问题，都不符合辩证客观规律。

　　所以一个人的个性太强烈其实不一定是件好事，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倡导“中庸”之道，主张弱化个性以便更好地融入共性，更好地服务大众。对书法艺术影响很大的道家思想同样也提出“无为而治”，追求自然天成的艺术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主张个性不宜太强烈，在艺术作品中不宜将主观的意志“强加”进去。总之，个性太强烈，性情过于耿直的人，由于不善于圆滑人际关系，比较容易碰壁而经常让自我身心疲惫。所以，从性格方面谈个性强，比照传统人生哲学强调的在社会实践中要韬光养晦，学会忍耐，将人生的“棱角”磨平，大智若愚等等，先哲为后世人提出来打磨个性的许多经典名言。在作品艺术中强化个性的结果虽然与此相悖，但是艺术个性追求的强化程度也应该有所节制，而不宜过分而为。（周正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