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　坤

　　如何避免入宝山而空归，这是阅读刘汀新作《生活启蒙》时让人深感不安的焦虑。这部经年积累、数易其稿的长篇小说，以40余万字的丰沛容量、宏阔而细腻的表达，在作者的写作道路上印下了清晰的标记。小说关于人的全球化、跨世纪经验与当代生活的整体描述和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历史复杂性彼此共振，溢出了常见的阐释框架，也贡献了当代社会生活史版图中少见的青年记忆。

　　小说《生活启蒙》搭建了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叙述空间，从地理场景中的北京、内蒙古、荷兰、非洲、外太空，到文化场域上的中心、边地、异域和四维空间。两个家族三代人物的命运轨迹几乎延伸到社会历史变迁中的各个方面，涉及的话语层次包括但不限于历史、性别、社会学、地方与全球化、AI及数字时代等多重领域。小说的内容与体量也因此呈现出复杂的、超出当下流行的“地方”“视角”或“话题”的新气象。在社会生活的纵深处，在大时代的转弯处，作者写出了社会历史大势的变革和三代人的心灵轨迹。

　　当代中国跨越世纪的前后40年，也是被余华等作家形容为“相当于欧洲四百年”的巨型文化史时间。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处理当代社会这极具复杂性的40年，对于作者刘汀来说，就是要自觉避免将小说文体处理成社会史视野内的编年大事记，或是文化思潮、事件史的注脚。同样，他也无意于考察文学与历史学、地理学之间的流行关系。他更愿意以文学的方式，关注40年甚至更久远的社会变迁中人物的心灵和情感变化。

　　为此，《生活启蒙》并没有选择新时期以来家族史转喻社会史的常见小说模式，转以及物的叙事方式，将社会历史与时代风潮视为人物成长的精神土壤，突出作为绝对主角的人，尤其是没有主角光环加持、未受命运偏爱，也没有祖先荣耀庇佑的，普普通通的、带有真实生活温度的人。显然，这样的人物设置是冒险的。因为主动与精英人物历史保持距离，便意味着无法调动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体记忆。而缺少公共历史记忆和记忆里的熟识人物，不仅会失去民族集体无意识的阅读史基础，还容易丢失耐心不足的读者。但这也表达了文学的立场，表明小说愿意以拙诚的“笨功夫”，扎扎实实地书写三代人所代表的广阔社会中普通民众的真实生活，突出更为纯粹的、人民主体的、生活史的文学性。小说最具匠心的是，为了突出“生活启蒙”的主题及意义，作者不惜弱化人物的社会文化身份，以心灵的独白与对话推动叙述的逻辑，并作用于表意。丛牧之、余作真以及上一代的丛长海、下一代的熊仔，几乎都在这样的方式中完成了内心生活的求索，小说也由此借三代人的心灵轨迹，勾勒出当代中国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精神生活。

　　丛牧之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她是独立工作室的三个合伙人之一，工作室主要靠制作文化类纪录片谋生。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由于新媒介生产的飞速发展，丛牧之等人的传统文化生产遭遇困境，工作室被迫解散。适逢此时，丈夫余作真向她提出离婚，丛牧之赌气答应，她的双重社会身份在时代转型的时刻全部剥落：既不再是纪录片导演，也不再是妻子。社会文化身份的消失意味着人与世界联结点的减少，以仅有的生物学身份，即作为人的生命本体，直接展开与生活的近身肉搏。在丛牧之尚未想好未来的人生要怎样计划时，一封故乡的来信将她从未来拽回到过去，从北京拽回到内蒙古的林东小镇，从熊仔的妈妈拽回到遥远记忆里的丛长海和肖月的女儿身份。自此，丛牧之那位素未谋面的父亲丛长海浮出水面，以回忆性叙述的方式，衔接起丛牧之的前半生，用血脉的力量将她牢牢地焊在大地之上，也让她不得不以生命本体的形式直面三代人的历史。故事的结尾，当丛牧之终于看完父亲留下来的日记，想象他半生漂泊的晚年生活时，她终于在血缘的无意识联结中，原谅了父亲，理解了母亲，并从他们忠实于生活的热爱中，获得了启蒙。

　　这便是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也是唯有小说才能成全的，子一代对父一代“异代同时”的近距离观察。对丛牧之来说，父亲缺席的整个人生里，出生前的内容，是她从母亲、姑姑和干妈齐齐格那里“听”来的；出生后的内容，是她从父亲的日记本里“读”来的。这里，丛牧之小小的幸运在于，她是在心态成熟的而立之年，才作为听众和观众去认识父母象征的家族史。她认识了上一代的不甘心，认识了他们随着青春与青春的消逝，陡长出的勇气、冒险、挣扎和自我放逐；认识了他们在时代浪潮中跃跃欲试的心，理解了他们渴望的理想生活，以及他们追逐理想生活时的高歌与悲鸣。就这样，人到中年的丛牧之，在离开家乡的20年后，因为父亲的死亡消息与家乡再次建立情感联结，又因为父亲的日记重新认识了父亲，认识了自己的血脉来历。在血缘的流转中，她弥合了少年丛聪与中年丛牧之的个人史，借血缘的力量拼合出完整的人生。拼合的过程也是重新理解生活的过程，丛牧之逐渐生出对生活的理解力，她开始理解好友亚男的选择，理解合作伙伴春景的不满，理解自己成长中的年少委屈，也理解了父亲对自由的渴望、母亲爱而不得的遗憾、丈夫手术失败的愧疚，以及齐齐格夫妇对于孩子的亏欠心，她理解了从前无法理解的生活。

　　但理解只完成了“生活”的一半，“启蒙”需要新的提示，提示需要新的心理结构。丛长海与丛牧之、父一代与子一代，这些彼此互为“余音和前奏”的两代人，在不曾改变的历史结构中，是心理意识上的同代人。直到小说中的第三代熊仔的出现，这位对新媒介、外太空与人工智能了如指掌的新世纪少年，轻而易举地化解了那个困扰家族几代人的“诅咒”，新的阐释可能性由此出现，“丽丽姑姑的感知可能比我们少一个维度，因此一切都变了。我们以为重要的那些事物，对她来说毫无意义，她有自己的趣味和喜欢。她不是病，只是跟我们处于不一样的维度。说不定，她活在四维的世界呢，能看见我们看不见的事物，能感觉到我们感觉不到的快乐”。这便是更年轻一代带来的启示性作用，借镜未来知识，为当下的生活解围，并以新的视野和话语框架，带来阐释世界的新思路。解开父母感情危机的也是熊仔，是他告诉母亲丛牧之，她贴身佩戴的那枚项链挂坠是父亲余作真身体的一小截尾椎骨打磨出来的，是他让母亲体会到父亲的郑重心事，也是他让母亲久久藏于心底的那只悬浮了几十年的鸟，最终落了地。可见，要理解生活，从中获得力量，“照着今后所走的每一条路”，要依赖过去、当下和未来三代人，也要寻求与当下相适配的、新的心理结构。

　　长篇小说《生活启蒙》完成了一代“微中年”作家认识自我与理解世界的使命，提供了一种并肩而立的、对半个世纪文化史的耐心观察。作为一本记录时代变迁、人民生活与几代人心灵活动的精神档案，《生活启蒙》写满了对当代生活与当代人的关怀、理解与尊重。

　　（作者系山东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