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景钧

　　李敬泽曾言，人至30才真正领会经典的重量。“身为中国读书人，到了一定年纪，对自身文化传统总会油然而生亲近之感。”于是，他沉潜于《诗经》《史记》《左传》，写下《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书中，圣贤、王者、君子、英雄、奇人纷至沓来，痴与醉、仁与血、勇与智、爱与恨交织上演。他让历史挣脱纸堆的束缚，不再是冰冷的标本，而是成为血脉奔涌的生命现场，散发着那个时代人性的光辉、品格的高贵与道义的璀璨，构筑起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相遇。

　　《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李敬泽/浙江文艺出版社/2024年8月

　　现代学者朱自清认为，经典是“经时间筛选”的作品，是人类文化积淀中“最基本、最精华的部分”，堪称一个民族的精神基因库，承载着其精神传统与智慧根基。李敬泽所沉浸的春秋时代，被哲人雅斯贝尔斯称作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彼时礼崩乐坏、旧秩序瓦解，恰如文明裂谷之上中华文明的“思想岩浆”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喷薄而出。诸子百家如群星璀璨，各展锋芒，其思想交锋与智慧结晶共同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因序列，光芒穿越千年，在思想长空熠熠生辉：孔子周游列国，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为乱世注入温润理想；孟子坚信人本性是善良的，以躬身实践“仁”“义”“礼”，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老子留下“道法自然”的哲思，指引世人于喧嚣中寻得宁静；庄子鼓盆而歌，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迈向超俗之境，在精神天地里开辟自由疆域；墨子振臂疾呼“兼爱非攻”，以朴素善意对抗战争残酷；韩非子著书立说，以“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冷峻，为治国安邦铺就制度基石；公孙龙“白马非马”的辩题，以极致的逻辑思辨，叩问名与实的哲学边界……那个时代热烈而率真，英雄辈出，他们或许有局限、有困惑，却始终怀抱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毅。李敬泽从经典中读出的，正是这种鲜活的生命力——那不是后人神化的“圣贤光环”，而是真实人性的挣扎与对生命本真的坚守，是“坚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体面的人”的朴素追求，是中华文化最滚烫的底色。

　　李敬泽读经典，并非“复古守旧”，而是“从传统中汲取创造的力量”。因此，他在书中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带着一种清醒的温情：既不盲目复古，也不刻意解构，而是于历史褶皱中探寻与当下的连接。他以敏锐直觉捕捉到那个时代特有的“少年心性”——恰似人类的青春期，满溢着未经驯化的野性生命力，既孕育着英雄主义的万丈光芒，也弥漫着悲剧性的血腥残酷，亦有几分现代人眼中的不可思议。在那个“平均寿命不足30岁”的残酷世界里，个体生命却爆发出惊人的强度与密度：子都拥有耀眼美貌，却藏着睚眦必报的狠戾；晋文公重耳流亡颠沛，狼狈中始终跳动着不屈的雄心；晏婴自诩忠诚，但面对偷情被杀的齐庄公，以“谁敢任之”的清醒保持了自尊；刺客要离以残躯挑战庆忌，三刺三败，成就“失败者的骄傲”。这些鲜活故事，生动印证了轴心时代的核心突破——“人敢于以自身内在世界对抗外部现实”。春秋人物的可爱与可敬，正在于那份拒绝妥协、不踏中庸灰色地带的决绝：无论至善或极恶，皆如骄阳烈日，爱憎分明，敞亮到底。李敬泽在书页间反复擦拭、追问并试图唤回的，便是被称作“春秋真气”的生命状态。他想象“读《春秋》的关羽，必是从中读懂了磊落行走于大地的气象”——这种气象，是无论顺境逆境，皆能坦荡担当、光明磊落的人格力量，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以生命为抵押践行忠于诺言的选择，是天意高难问，江湖任我行的洒脱，也是守护“宁为玉碎”的荡气回肠。

　　李敬泽带我们在春秋遇见人和神，那些古人的欢笑与泪水、神灵的沉默与低语，激活了沉睡于典籍的文化基因。这种对历史的观照，更让我们看清自身——如何在混乱中守护秩序？如何在个体与群体间寻得平衡？如何在有限生命中追求永恒意义？正如李敬泽所言：“他们给自己提出的问题，到现在还摆在我们面前，同样是我们面临的活生生的问题。”这本书的价值正在于为人性的探索持续提供精神坐标与正向能量。（安景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