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　璐

　　故事的讲述，往往始于某种不在场，无论是关系的终结还是人的离开。在李翊云的新作《鹅之书》中，这种不在场表现得格外具体、甚至有些决绝。

　　小说一开篇，主人公法比耶娜就死了，那是另一主人公阿涅丝的童年挚友，一个如野火般点燃、几乎焚烧了她整个青春的人。一封来自法国故乡的家书穿越大西洋，以简短附言的形式为阿涅丝捎来了这则死讯。没有爆发式的眼泪，没有戏剧性的崩溃，只有巨大的静默。接着，身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阿涅丝拿起了笔，用笔记本上流淌的墨迹，开始荡涤那些早已被时间冲刷过的漫长记忆。

　　这样的开篇冷静得近乎残酷，但也因此制造了一种文学独有的张力，勾起我们的好奇，激活我们的神经。更重要的是，将我们引向一个虚构创作中至关重要的命题，那就是“讲故事的权力”。正如拿起笔的阿涅丝的坦白，法比耶娜的死使她拥有了“足够（的）自由”，去审视、解剖、甚至重塑自己与法比耶娜的关系。于是，她的讲述不再是单纯的回忆，而是一场权力的交接，她处理的不仅是那段包含了极致依赖、真切深情与隐秘操控的复杂过往，还有不同形式的叙事角力及其蕴含的自我求索。

　　李翊云将故事的原点设置于二战后的法国小镇圣雷米。在那片充满了泥泞与草地、疯子与醉汉的荒凉土地上，阿涅丝和法比耶娜是彼此世界的全部。在她们的关系中，有浓烈到近乎窒息的亲密，也有强势的掌控和心甘情愿的臣服。

　　相比于阿涅丝的温和与顺从，法比耶娜聪慧而叛逆，骨子里散发着野性的她是毋庸置疑的生命力的化身。此外，法比耶娜仿佛天生拥有一颗能够洞穿世事的“水晶之心”，总能构想出最危险也最迷人的游戏。其中之一便是她提议和阿涅丝共同创作一本书：法比耶娜负责天马行空地口述，阿涅丝则负责落笔成文、并在出版时作为唯一署名人出现在书的封面上。在这场如同小孩过家家一般的写作游戏中，法比耶娜的天才创造力不断奔涌，却也时常飘忽不定、难以捉摸；而阿涅丝的书写，则为这股流动的想象之泉赋予了一种具体、清晰的形式。

　　这既是一种成全，也是一种驯服。当那些关于“死去的孩子”的哥特式恐怖故事从法比耶娜的口中流淌而出，再经由阿涅丝的笔尖凝固在纸面上时，故事已不再属于法比耶娜的灵光乍现，而是变成了确定的文本，可以被携带、被阅读、被阐释、甚至被曲解，这一切都将由阿涅丝全然背负。当这本书问世后意外走红，天真的游戏转化为命运的玩笑，她们的身份也随之迎来了不断升级的错位。本是提线木偶的阿涅丝被独自推到了台前，聚光灯下的她化身为“农村神童”，进而成为巴黎、伦敦文学沙龙和精英圈的座上宾。而法比耶娜这个幕后的真正创造者始终默默无闻，留在她们的故乡继续着喂猪赶鹅的乡野生活，直至27岁死于难产。

　　然而，正是在这场愈发不可控的“扮演”中，悄然发生着权力的某种转移。阿涅丝先是与曾经那个完全依赖法比耶娜的自我产生了距离，开始独立思考、有了自己的秘密。在她痛苦地学习如何应付记者的过程中，她也慢慢学会了如何告诉世界它想听见的东西。尽管这其中不乏难以启齿的羞愧，却带给了阿涅丝某种意义上的“重生”。她真切感受到“讲述”本身也是一种权力，一种可以塑造他人认知、定义自身形象的强大武器。

　　格外有趣也充满悖论的是，是这样一个“虚构”的人生角色让阿涅丝开始了“真实”的自我构建，是掌握“讲述”的权力让阿涅丝从天才故事的“接生婆”变成了自我故事的“孕育者”。

　　直到法比耶娜的生命彻底归于沉寂，“足够自由”的阿涅丝决定提笔书写她们的故事，“讲故事的权力”在阿涅丝的身上再次具化，也将小说的冲突引向高潮。此时的阿涅丝业已成年，讲故事的动机远非还原真相那么简单，正如李翊云在访谈中的解释：“写小说时，我对‘真相’没那么感兴趣，让我更感兴趣的是‘意义’。”对阿涅丝而言，法比耶娜与其说是一个相伴长大的朋友，不如说是一个改变了她命运的存在，是一种无形的能量、一种神秘的氤氲，笼罩了她整个青春。通过确定而具体的文字，阿涅丝试图为这团火焰赋予一个可以被触达、被观看的形状，为她们含混、暧昧的过往赋予一种可以被言说、被理解的“意义”。

　　这一次，阿涅丝不再被动地承受法比耶娜带给她的一切，而是完全掌握了主导权，彻底占有了她们的故事，凭借讲述的权力重新呈现彼此、重新定义她们的关系。她不再向外求索式地解释“法比耶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而更专注于向内探寻式地追问“法比耶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全然由她创造的段落、由她建立的秩序里，她和法比耶娜之间那些汹涌炽烈却无从说起的情感，爱和依赖、嫉妒和恐惧，终于得以一一安放。法比耶娜依旧复杂而强大，但阿涅丝通过手中的笔，将她拆解、也将她重塑，使其从一个被仰望的传奇变为一个能够与之对话、甚至对其质询的书写对象。

　　这或许是写作给予写作者的最高形式的自由。我们永远无法改变过去，但我们可以决定如何讲述过去，从而定义它对我们产生的意义，改变它对我们曾经施加、甚至至今仍在施加的魔咒。不少评论者称，《鹅之书》是李翊云自传色彩最浓的一部作品。的确，单就同为一个写作者而言，阿涅丝的身上或多或少投射着李翊云的影子。作为一个用英语写作、甚至多年来一直拒绝授权将其作品翻译成中文的华裔作家，李翊云本人就处在一种“讲述”的张力之中。她曾在多个场合表示，用英语写作是她的一种“个人救赎”，让她能够与过去和原生文化建立一个安全的审视距离，从而在最大程度上获得书写的自由。这与阿涅丝的人生轨迹有着某种共通之处：同样是离开故土，同样是借助异国的语言，她们才得以真正开始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于是，自我放逐成为一种自我寻找，自我讲述成为一种自我确证。

　　当然，凡事皆有代价，自由尤其如此。写作在解放阿涅丝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将她囚禁。当她为自己与法比耶娜的故事画上最后一个句号，她不仅定格了那个神秘未知、却鲜活立体的法比耶娜，更通过这唯一的讲述掩埋了其它记忆的形态，通过这确定的讲述消解了其它解释的可能。她用一个清晰的文本，框定了一种模糊的关系，封存了一段动态的人生。对阿涅丝来说，这份清晰既是慰藉，也成为一种无形的禁锢，因为往后余生，她都注定要与自己呈现于纸页方寸间的“法比耶娜”一直相伴。

　　然而，同很多回忆录式的写作一样，阿涅丝的书写不仅关乎过去，同样、甚至更加关乎现在与未来。当生命中一个重要的人永远离场，当与之交织缠绕的生活被迫终结，留下的人要如何面对，又要如何继续？显然，阿涅丝诉诸的是“讲述”。她用讲述回望，为了理解那份交织着美好与晦暗的友谊，为了认清那段从依赖到独立的成长，为了宣告这个终于成年的自己。她的讲述或许不够完美，也不一定完全真实，更不可能真正疗愈所有的创伤，但足以让她在故事结束之后，开始一段新的、由她定义的人生。

　　对于生活的不可知、人的不可知，李翊云显得格外清醒而执拗。她曾坚定地表示：“我拒绝和解，但我接受现实。”用她的话说，那是一种“近乎决绝的全然接受，接受事情会永远这样下去”。面对生命中遭遇的无常，面对那些远超她笔下故事的跌宕，李翊云通过“讲述”完成了一次次与宿命的博弈、与现实的权力交接。如果说《鹅之书》是一部关于“讲述”的“讲述”，那么李翊云的讲述同阿涅丝的讲述一样，是安顿自己的一种方式。从此，对她们而言，过往或许不再是一把刀，而是一块琥珀，沧桑却温润。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