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敬泽

　　未来的文学史研究将面临传统史料的枯竭——手稿基本没有，书信也基本没有，很难想象谁会把日常的微信留存下来。以我为例，前微信时代的短信换过几个手机后已经荡然无存，对于所有电子痕迹我都没有珍重存留的念头。最近，用了近二十年的电子邮箱因欠费放弃，然后才忽然想起，是不是应该把往来信件下载下来呀？

　　总之，在没有“料”的情况下何以成“史”？这可能是未来的人文学者的问题。当然，我相信他们会想出新办法，反正从来不存在一种办法可以完美地复现过去。

　　想象一下未来的史料研究，访谈或许会成为一个焦点。至少在文学生活中，访谈完全是一个当代事物，鲁迅那一代作家大概很少做过访谈，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概很少有作家没做过访谈。在大众媒体和文学期刊中，书面的或现场的访谈成为将作家本人与读者公众连接起来的主要方式，作家或批评家在此公开言说，自我阐释，同时建构自我形象。

　　访谈实际上已经是这个时代文学的一种边缘文体，作家们常常会把访谈作为自己的作品。但访谈中的提问者并非无关紧要，他们当然不是简单地把话筒举到受访者面前，访谈是一个对话事件，提问者既是他自己，同时也代表着访谈发生时刻媒体和公众对文学、作家及相关问题的理解。或者说，一个提问者其实是带着一套议程以及预期和答案而来，受访者成为自己的发言人，或侃侃而谈，或避而不答，或离题万里，或抬杠怼回去。成文的访谈常常经过受访者的精心修改——至少我自己是这样的，这不仅仅是在回答一个记者的问题，这也是在与一个“大他者”对话，虽然提问者常常是熟悉的友好的，但提问者的背后有千重山万重心的广大纵深。

　　回想过去多年来我所经历过的诸多访者，我意识到，他们是重要的，他们发起访谈，他们有备而来，他们的提问提炼和界定了彼时彼地关于文学已知和未知、特殊的洞见和普遍的偏见，这些访者，由于他们的持续在场和持续提问，实际上参与建构了一个时代的文学。

　　在这些访者中，如果只让我举出一个名字，那肯定是张英。

　　我认识张英已经近三十年了，最早他在北京，后来他去了广州、上海，他是一个媒体“游牧者”，从《南方周末》到腾讯，他走过的地方差不多可以构成过去30年间的媒体变迁史。与此同时，张英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参与者，作为一个精力旺盛、忙忙碌碌的“e人”，一个不知疲倦、永远有话要问的访者，我断定他比我更爱文学，他比我更了解文学的潮流和风向。现在收入《大匠来了》这部书的张英对我的访谈有五次之多——我其实记不清了，张英过一阵子就打来电话或发个邮件，说现在他要访谈啦，这几乎是过去这些年的基础节奏。现在，时过境迁、水落石出，我忽然意识到，也许甚至张英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就是这个时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提问者，这些年来我和我们都在忙着回答张英提出的问题。

　　张英的问题既来自个人的敏锐，也来自一种媒体的、即时的流动性视野。现在重读他的众多访谈，这构成了一份重要的、丰富生动的史料：一个时代对文学变动不居的看法，这种看法与作家个人之间的对话和博弈，以及在这种博弈中形成的妥协、理解和隔膜。在这部书中，张英才是主角，不是什么“大匠来了”，而是提问者来了。一个特别的、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很少被注意的问题由此凸显出来，这就是提问者的意义。在这些访谈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作家怎么言说，我们更明确地意识到，这不是作家的个人游戏，这是打乒乓球，提问和回应构成了一种知识、观念和意识被呈现出来的生产过程。

　　《大匠来了》的出版也许是对张英的提问者生涯的总结。我不能肯定张英是否还会在某一天发来微信：做个访谈吧。这么多年来，我们共同经历了沧海桑田，随着媒体和整个文化生产条件的变化，我的感觉是，这种访谈越来越少了。也许会在不知不觉间最终消失。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文学的访谈本就是历史地产生的，它终会历史地消失。也许，在未来的文学史研究中，访谈会被视为这个时代一种独特的文体，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史料，而提问者张英，他会因此被记起。

　　（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