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 涌

    以新大众文艺之名，各行各业的创作者捧出了令人惊艳、触动人心的作品。他们不熟悉高深的艺术理论，也不掌握精妙的创作技法，他们所仰仗的，同时也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正是那多姿多彩又取之不竭的源泉——生活。

    在宁夏西海固，农民单小花守望田野，记录“苔花如米”的希望绽放；患病青年马骏在炕头写作，为自己捧回“骏马奖”。在广东东莞，烧烤摊主温雄珍从夜市的喧闹里窥见诗意；清洁女工王瑛划动手机屏幕，用备忘录书写“毛茸茸的生活质感”。在湖南清溪村，《山乡巨变》的文韵连着当下村里的新生活，由众多乡亲和作家们共同续写……在更多的地方，有更多的人，因时代的浪潮而心神激荡，或写作，或拍摄，或歌唱，勇敢地拥抱文艺创作。他们的作品里有热气腾腾的市井烟火，有沁人心脾的泥土芬芳，有众多眸子里折射出的五光十色的时代光景，故而引起了更多心灵的共鸣——这感召人心的力量，毫无疑问，正是文艺的伟力。

    若将他们的作品放在更加漫长的时间坐标上，我们不难发现新大众文艺之新——这些创作，距离生活更近了，而且是前所未有地近。

    80多年前的延安，时代所呼唤的，是文艺工作者告别“大洋古”，走向生活，走向更真实、更宽广的生活。文艺向群众走去，为群众代言，从群众的生活中汲取源头活水，再奉献于群众。而今，互联网条件下，却是文艺从群众中走来。众多的劳动者，无需“被代言”，从此“自发声”，他们的创作，与自己的生活“直连”，不加曲折转接，自然奔流而出。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大众文艺的实践，是对“生活”这一文艺创作“唯一源泉”的一次历史性创新：新时代的发展，为普罗大众从生活深处“探源”的创作行为，赋予了空前的文化基础、技术便利和传播优势。人人可以创作，生活即是创作。文艺借时代之力，与自己的本源紧紧相拥。文艺的人民性，也因此得到最直接最充分的彰显。

    新大众文艺，应时代的发展而生，因大众的需求而热。当广大群众交口称赞“新大众文艺”原汁原味的生活感时，传统意义上的文艺工作者们，从中也当有所思、有所悟——新大众文艺越是获得广泛而热烈的欢迎，越是证明对文艺作品中生活本味的需求，远未被满足。

    一些作家以段子拼凑作品，将文学对生活的摹写，“降格”为网络消息的二传手；一些影视作品“悬浮”于生活之上，所呈现的故事与场景让观众连声喊假；一些机构组织将“采风”这一深入生活的妙法，浅化为观光旅游和人情往来；一些创作者钟情套路，将复杂生活简单化、脸谱化、公式化；更有甚者，放弃基本的艺术人格，乞灵于AI乃至抄袭……凡此种种，追根溯源，皆是由于创作者脱离了生活的源头活水，遁入闭门造车的境地。这种创作或许能在一定时间内获得公众的关注与市场的回馈，但是，无源之水又岂能长久？最终，不是干涸断流，就是变为死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文艺工作者要跳出身边小小的悲欢，走进实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在文艺创作中，再花哨的奇技淫巧，也难以弥补生活素材的根源性匮乏。当此新大众文艺蓬勃之时，我们读懂其中的启示，以此为契机，密切文艺与生活、与人民的血肉联系。

    “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而今，人民携带着热气腾腾的生活，已主动登上文艺的前台。在文艺的场域内，一切爱好者、从业者，都已迎来一个理应奋起的时刻、必须奋起的时刻。

    而奋起的目的地，必然是时代所呼唤的文艺高峰。

    高峰绝非遥不可及。希望，正深植于生机盎然的新大众文艺沃土。一方面，浸透了生活的新大众文艺创作已经蓄满势能，具备攀上高峰的可能。另一方面，大众创作与专业领域的碰撞与融合，也有望催生出前所未有的杰作。这种可能性引人遐想：20多年前，一位水电站的工程师用业余时间创作，写出了世界级的科幻巨作《三体》，成为本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这段登峰之旅，与新大众文艺创作之路相似。它虽是个案，却有力地表明，时代的高峰最可能涌现于千千万万大众缤纷多彩的文艺实践里。

    在这场新的跋涉中，“大众”并非“平庸”，而是蕴藏着磅礴的创新力量；“业余”亦非“粗糙”，而是代表着令人感佩的储备和赋能。专业的深度与生活的广度，必将在我们面前交织出无比辽阔、无比高远的新天地。（马 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