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 烨

　　自长篇小说《主角》之后，作家陈彦于2023年创作长篇小说《星空与半棵树》，2025年又创作了长篇小说《人间广厦》，两部作品均属血肉饱满又内蕴丰厚的力作。这种追求更好、再立新功的劲头，着实令人为之惊异与敬佩。

　　《人间广厦》，陈彦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5年10月

　　作品写得又快又好，最重要的是生活积累丰厚而扎实，艺术开掘深刻而独到。这种优势与特点，在新作《人间广厦》里，体现得格外充分和鲜明。自20世纪90年代起，陈彦任职于陕西戏曲研究院，深耕于戏曲创作与研究领域。这既使他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戏剧领域的生活素材，又使他练就了由戏剧角度看取人生的独特视角。这两种要素的内在融合，成就了他在小说创作上的出奇制胜和后来居上。长篇小说《人间广厦》依然是他熟悉的生活领域和擅长的艺术表现的有机结合，因涉及“分房”难题，触及民生难点和时代痛点，具有更为普遍的社会意义和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人间广厦》着力描写的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是由戏曲研究所、民俗文艺研究所、美术书法印社、西秦腔传习所和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五个单位组成的。新建的30层住宅楼有98套房，按当时摸底的情况，不仅能解决尚不达标的住户的住房问题，而且还能“多出几十套来”。但新房建好之后引发了“离婚潮”，似乎人人都成了缺房户。“房子盖了三年，分了三年，愣是分不下去。”院长满庭芳临近退休，如何了却分房要事，就成了院里的难题，也成了他的心病。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的“分房”纠纷，看上去是一出“闹剧”，但当涉及的问题一一暴露出来之后，便显示出其深层蕴藏的悲剧意味。这既是西京文研院的难题，也是属于这个时代的难题。

　　利益博弈中的人性袒露

　　《人间广厦》可从多种角度解读出诸多意蕴，在我看来，主要有三个重要方面。其一是利益博弈中的人性袒露。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的“分房”刚一开始，就接连有人寻衅闹事。福利分房，难在分配的公平和要求的合理。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的“分房”大战，显露出来的是利益诉求背后的人性弱点。马彪、拿五一等是以“闹”的方式寻求更大利益，陈霸先等人是以“逼”的方式彰显个人私欲，这些是利己主义作祟；应天长等人为本部门分配倾斜争执不休，其固守的本位主义立场也展露无遗。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平常风平浪静，“分房”之时波澜骤起，人人必欲得其所愿。

　　“分房”之事越闹越大，但总要由“乱”到“治”，有个了结。这个时候，就显示出了院长满庭芳的领导能力和工会主席杜觉喜的执行能力。满庭芳一方面分头找其他院领导谈话，一方面与老同志、年轻人对话，了解民情，倾听意见，讲明道理，尽力沟通，使紧张的状态趋于缓和，营造出了相对平稳的环境氛围。院分房小组在杜觉喜的主导之下，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在第一榜的基础之上，连续召开多次会议，终于拿出来给五个人适当加分的第二榜，使纷乱的局面有了稳定的趋向。但到公布第三榜时，却出现了许多意外状况。认为自己在申办建房手续时立功的陈霸先，因为没有得到加分待遇，一气之下得了心梗，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在此期间，一直惦记分房也快要分到房的小桃红，在指导排戏时因过劳瘫倒，随后殁于自己家里。而一直等待分房结果的喜春来，因肺癌发作抢救未果，也不幸辞世。至此，由于多人意外离世的突发事件，使得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分房的结局，显得格外悲凉。这种异常的内耗和沉重的代价，不仅令人痛心，更发人深省。

　　陋室中的艺术坚守

　　我们还可以从《人间广厦》中解读出陋室中的艺术坚守。作为省级文化艺术研究机构，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多年来延揽了不少各个艺术门类的优秀人才。作品借助“分房”一事，通过满庭芳院长的登门拜访、同事之间的业务交流，以及这些艺术家们的各有千秋的业务专长和日常作为，细腻地表现了他们在逼仄局促的居住环境中的坚毅追求和默默坚守。他们那种安贫乐道的态度和淡泊名利的精神，既令人为之动容，也让人肃然起敬。这样一些不时映入眼帘的人物与故事，使得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在“分房”的闹剧之下，依然显露出了艺术研究机构应有的分量与光芒。整部作品也因此达成了闹中取静、邪中见正的平衡，在结构与氛围上更显沉稳。

　　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的副院长柴达木是民俗学专家，全副身心都扑在民俗学研究上，涉及的范围包括老宅子、老祠堂、老家谱、老磨坊，还有拴马桩、门墩石、坎儿井、土尿壶，等等。办公室里“堆满书籍和资料，还有一些复印资料、拓片和残缺的老物件”。家里更像是一个民俗博物馆，“石刻、木雕、泥塑、檩梁、土坯、砖瓦，什么都有。有的在房顶倒吊着，有的在墙壁上悬挂着，还有的，在博古架上危如累卵”。他告诉满庭芳：“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开个民俗博物馆，把这些东西都展出去，留给后世。”

　　毕业于大学音乐系的贺新郎，一边演唱民歌，一边进行民歌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满庭芳走进贺家的一室一厅，“一种悲凉感顿时涌上心头。房里除了一些散乱的曲谱，让人感到与一个音乐家有点关系外，几乎与贫民窟没有什么两样”。但他却在三面墙的木架上，“堆满了国内外经典名曲”“还有自己录制的盒带”。他的目标是“搞个音乐会”，整理改编关中与陕南的民歌，争取像王洛宾那样，“把天气地气人气全接通”。一直被人看不起的喜春来，从古建探幽转到花馍艺术研究。在他看来，花馍艺术“首先牵扯到粮食问题，涉及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及一系列文化传统问题，包括民族交流融合问题”。他与妻子豆叶黄合作，创作和制作了许多民间花馍艺术作品，其精心创作的《龙门石窟》艺术之作，已被国家级非遗文化艺术展馆收藏。还有一直很在意分房结果的小桃红，在西秦腔传习所要排演《玉堂春》等剧目时，“像焕发了青春一样”，全身心扑在为年轻演员说戏的艺术指导上，在做动作示范时瘫倒在地上。她因为不求名利，没有任何职称，但却在工作上比谁都称职，弥留之际还惦记着秦腔艺术的传习。

　　艺术家们对待工作的认真专注、对待事业的全情投入，与他们应得的待遇、应有的住所，是完全不成正比的。这种显见的反差，既充分彰显了艺术家们的施不望报和宽怀大度，也格外显露了我们因为对文化艺术研究部门的重视不够，投入不力，连带着使置身其中的艺术家们受到了不该有的忽视与轻慢。从这个意义上看，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的“分房”难题，既有内部原因，更是社会性的问题在研究院的具体投射，或者说是大故事里的小插曲。

　　民生难题与时代之痛

　　第三种解读的视角是民生难题与时代之痛。《人间广厦》大致是以20世纪90年代为背景，描写还在实行住房实物分配时期所发生的生活故事。那个时期的情形，我们都见证过；福利分房之难，我们也都经历过。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的“分房”纷争，实际上是一个时代普遍民生难题的典型化概括与文学性重述。可以说，《人间广厦》是以艺术写真的方式，讲述了我们大家共有的故事，让我们身临其境般地重温了曾有过的经历，设身处地地领受了曾体验到的种种难与苦。

　　《人间广厦》所描述的故事，已经是“过去时”的现象。但这一切依然历历在目，令人难以忘怀。上世纪90年代，因为刚刚开始探索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计划”还在起着较大的作用，“市场”尚在培育发展过程之中，整个国家正处于逐步转型的痛苦过程之中。体现在民生领域的住房方面，主要实行的还是国家或单位通过分配公有住宅解决职工住房需求，少有其他途径。但因住宅供不应求，僧多粥少，很难做到完全的公平和合理，也很难达到人人称心和如意。而且那一时期，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种种问题，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伴随着物资匮乏和资源短缺，人们也常常感到精神上的无力和苦闷。《人间广厦》描写的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的故事，由“分房”所展开的争夺与争斗，反映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现状与民生现实。这部作品让我们更为清晰地看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社会处境与精神焦虑，也让我们更为深刻地感受到那个时代与社会的症结和痛点之所在。同时，人们也会在历史回望中反观当下，更深刻地体认时代演进与社会进步的脉络，从而更加珍惜日新月异的新世纪和波澜壮阔的新时代。这是《人间广厦》一作没有实写，却又隐含了的重要意蕴。

　　不忘过去，珍重现在，寄望未来，这是人们在《人间广厦》的阅读之中所能获得的多重感受和诸多启悟，也是这部作品的重要价值与深远意义之所在。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