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伟科

　　近年来，一系列优秀舞剧作品不断涌现，不仅在国内演出市场广受欢迎，多次巡演、一票难求，还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向世界展示中国舞剧的独特魅力。

　　起初，舞剧是舶来品。1939年，吴晓邦自日本留学归国后创作了三幕舞剧《罂粟花》，开启了探索之路；新中国成立后，欧阳予倩组织创作了第一部舞剧《和平鸽》；此后，民族舞剧《宝莲灯》《鱼美人》《阿诗玛》，以及中央民族大学创作的舞剧《凉山巨变》等相继涌现。再到《永不消逝的电波》《只此青绿》《五星出东方》《红楼梦》《醒·狮》等作品备受当下观众喜爱。这一创作进程，探索了“洋为中用”对中国舞剧创新发展的指导意义，成功让舶来品在中国土壤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成为许多百姓文化生活中最喜爱的艺术形式之一。

　　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当下中国舞剧创作仍面临着不少困境和挑战。舞剧创作题材扎堆现象就是被广泛讨论的话题之一。少数剧团和院校的作品，在创作前未能进行充分论证和对比，进而造成选题撞车，以及在创作后期出现艺术表现的套路化和模式化。例如，近些年，传统文化题材、历史人物题材的舞剧作品蜂拥而至，创作数量达到新高，但在创作视角、呈现方式等方面却大同小异，缺少脑海深处真正的沉淀，从而造成市场的审美疲劳。

　　创作选材是舞剧创作与创新的突破口，选材一旦变成批量生产及机械复制的商品制作，其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就都可能难以突显。创作者应当拓宽视野，打开格局，深入挖掘小众新颖、能够引起公众共鸣、具有文化内涵的题材，聚焦地方特色民俗、特色历史故事等。同时，鼓励跨界融合，将不同艺术形式与舞剧创作结合，为题材呈现带来新思路。当下，现实场景也赋予了中国舞剧创作更加鲜活的生命力，用心去感受时代的脉搏，挖掘那些真正具有代表性、感染力的现实故事，作品才能有更鲜活的素材。

　　例如，青年舞蹈家古丽米娜领衔演绎的舞剧《我的龟兹》就聚焦“文物偷盗”与“文物保护”的双重视角，在创作上追求空间与叙事的融合，于有限的时间内实现了最大化的艺术表达。该作品同样是对传统文化题材的呈现，但具备独特的深度思考，创作者在这种情境中探寻自我突破，进一步深化了作品的现实意义。

　　风格鲜明独特应当成为中国舞剧创作的标识。但当下我们的舞剧创作，在表演形式和风格上过于模仿西方舞剧，缺乏自身创新和特色，难以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舞剧艺术代表作。比如，创作叙事多延续古典芭蕾哑剧叙事的模式，忽略了舞剧角色塑造中典型性性格和真实情感这两个重要特征。艺术作品到最终呈现的时候，应以艺术质量来说话，这意味着，创作者需要在优质的题材与扎实的故事基底之上，完成深刻的艺术转化，并着重发掘与融合自身最具独特性的艺术语言，使作品在形式与内核上均体现不可替代的个性与深度。例如，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里，女主兰芬身着旗袍坐在圆凳上，手握一把蒲扇纳凉扇风的上海女子生活形象，在经过编导的艺术处理后，一段经典的《渔光曲》舞段，弄堂里的上海女人们将蒲扇轻抬额前，一步一步轻轻地走来，婉约中透露出东方女子含蓄、隐忍的风情，成为舞剧舞台上经典的艺术形象。

　　此外，在舞蹈创作人才培养方面，我们的教学方法和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舞蹈教育的影响，过于注重身体训练，而忽视了对中国人内心情感的深挖；部分舞剧作品在追求舞台效果的同时，只是简单套用传统文化元素，缺乏对文化内涵的深刻理解和创新表达。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也存在对文化教育重视不够的问题。部分专业院校毕业的演员虽掌握了扎实的舞蹈基本功，但对优秀文化的了解较为有限，无法在表演中真正融入文化的精神内核。因此，在创作者接受艺术教育或刚开始参与创作实践的阶段，应当帮助其形成个人风格，这既是探寻舞剧创作独特性的关键，也是聚焦创作与表演人才文化素养提升、打造中国舞剧辨识度的基础。

　　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国舞剧艺术的探索之路，本质上是一场对文化主体性的追寻与确认。只要思想深处有沉淀和深意，舞者的足下就有了新意，中国舞剧便能在世界的舞台上，跳出独属于自己的节律。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博士生、一级编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