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晨辉

　　打开盛文强的《妖怪印刻：民间版画奇幻图志》，本以为会撞见满纸青面獠牙的惊悚画面，结果翻了两页就笑出了声。那些藏在古版年画里的妖怪，哪是什么祸乱人间的邪魔，分明是古人精心打造的“生活道具”。它们是节日里的玩伴，是吐槽时的替身，是教化孩子的课本，甚至是排解孤独的邻居。盛文强用百余幅珍贵古版年画，硬生生把一段被遗忘的妖怪史，变成了一部热气腾腾的古人生活实录。读这本书就像闯进了古人的宅院，看他们如何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把平淡日子搅得活色生香。

　　古人的创意手工课

　　谁能想到，古代民间艺人竟是最牛的“IP操盘手”，制造妖怪就像搭积木，掌握了套路就能批量生产。盛文强在书中拆解了三种核心“造妖公式”，看似荒诞的组合，实则藏着古人对世界的理解和生活的巧思。

　　杂糅式是最基础的“入门款”，说白了就是“动物零件+人类配件”的混搭游戏。仰韶文化的人面鱼身纹样算是鼻祖，到了《山海经》里更是玩出了花，人面兽身、兽面人身的怪物扎堆出现。上海小校场年画《新绘山海经各种奇样精妖》里，青蛙精顶着人的躯干，蜘蛛精挥着人的胳膊，还有些“懒省事”的妖怪，直接穿着人的衣帽直立行走，活脱脱一副“cosplay初学者”的模样。这种混搭可不是艺人凭空瞎想，而是源自古人对自然的敬畏与好奇。他们把自己和飞禽走兽、花鸟鱼虫糅在一起，既是对“万物有灵”的信仰，也是一种天真的自我投射：想拥有鱼的水性，就造出人面鱼；羡慕鸟的自由，就画出鸟身人。对农耕时代的古人来说，山川湖海都是未知领域，把这些未知具象成半人半兽的妖怪，就像给陌生世界贴上了“可识别标签”，恐惧也就少了大半。

　　骑乘式则是“进阶款”，透着一股“成功人士”的炫耀感。妖怪修成人形，却偏要骑着自己的原形四处晃悠：狐狸精骑着白狐，老虎精跨着猛虎，连桌子成精了，都要让人坐在自己身上彰显身份。盛文强说这是“标明身份”，倒不如说是古人对“衣锦还乡”的朴素向往。想想看，古人寒窗苦读、辛苦劳作，盼的不就是功成名就后“荣归故里”吗？妖怪骑着原形游走，恰似凡人骑着高头大马返乡，那股子“我出息了”的得意劲儿，隔着年画都能感受到。

　　化身式是“高阶款”，走的是“低调奢华有内涵”路线。妖怪长得和常人别无二致，只在头顶放一道光华，里面藏着微缩版的原形。朱仙镇年画《盗仙草》里，白娘子头顶红光现蛇形，白鹤童子头顶红光露鹤影，红光象征正义，黑气代表邪恶，一眼就能分清善恶。这种设计简直是古人的“可视化道德教材”，大人指着画给孩子讲故事，不知不觉就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教给了下一代。而让所有人都能“看穿”妖怪原形，更是一种高明的心理安慰，就像给每个人都配上了“火眼金睛”，再狡猾的妖怪也无所遁形，这种掌控感让古人在面对未知时多了几分底气。

　　农耕时代的日子平淡如水，古人就用这种“视觉狂欢”给自己的生活加点料，这哪里是造妖怪，分明是在创作“生活调味剂”。

　　古人把妖怪当玩伴

　　如今一提到妖怪，大家总觉得阴森恐怖，可在古人眼里，妖怪竟是节日里不可或缺的玩伴。《妖怪印刻：民间版画奇幻图志》里那些带着娱乐属性的妖怪年画，简直是古人的“快乐密码”，藏着他们对热闹生活的渴望。

　　凤凰棋（又称“葫芦笨”）是明清时期的“爆款游戏”，棋盘就是一幅木版年画，螺旋形的道路通向中心，上面画满了虾兵蟹将、孙悟空、八仙等形象。山东潍县年画《八仙斗海怪》里，海怪们踩着螺旋通道“冲浪”，手里拿着兵刃摆出戏曲身段，八仙则各持法宝与其周旋。这些海怪哪里有半分狰狞，分明是笨拙可笑的游戏角色。棋子落到龟精身上，就能自动跳到下一个龟精图案，既考验眼力又充满趣味。古人围坐在一起掷骰子、走棋子，看着那些奇形怪状的妖怪在棋盘上“跑龙套”，欢声笑语里，节日的氛围瞬间拉满。对古人来说，这些妖怪不是敌人，而是陪他们打发时间的伙伴，在一次次游戏中，人与妖怪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熟络”，恐惧也渐渐变成了喜爱。

　　走马灯妖怪画片更是把“娱乐感”拉到了顶峰。苏州桃花坞的《新增四海野人精后本》里，夜壶、雨伞、脚炉都成了精，树精头顶长着小树苗，猢狲精带着孙悟空的影子，百花精活脱脱是林黛玉荷锄葬花的模样。这些妖怪法力低微，顶多算是“捣蛋鬼”，被剪下来贴在走马灯上，蜡烛的热气一推，就开始飞快旋转，像是在互相追逐打闹。二维的平面图像瞬间跃入三维世界，屋里顿时变得欢快雀跃。元宵之夜，孩子们围着走马灯欢呼，看着那些五颜六色的妖怪转来转去，这大概是古人最浪漫的“灯光秀”。

　　这些带着娱乐功能的妖怪，藏着古人的生活智慧：日子再平淡，也要自己找乐子。他们把对热闹、欢乐的向往，都融进了这些奇形怪状的妖怪形象里，让妖怪成为节日的一部分，也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让妖怪们说人话

　　妖怪不仅是玩伴，还是古人的“代言人”。他们用妖怪的故事讽刺现实、传递道德，把想说的话、想教的道理，都藏在那些荒诞滑稽的画面里。《妖怪印刻：民间版画奇幻图志》里的许多年画，看似是讲妖怪，实则是在说人心、谈生活。

　　老鼠娶亲是民间艺术里的经典母题，画面里全是站立如人的老鼠，抬轿子、吹唢呐、敲锣打鼓，热闹又滑稽。四川夹江年画《老鼠娶亲》里，娶亲队伍撞上了一只凶悍的黑猫，猫张口叼走一只老鼠，队伍瞬间溃乱。这个场景既好笑又实在。老鼠是农耕时代的大害，吞噬粮食、繁殖力强，古人无可奈何，就把“灭鼠”的诉求藏在年画里，希望猫能帮他们驱除鼠害。

　　清代后期的针砭时弊年画更是“硬核吐槽”，河北武强的《尖头告状全图》堪称代表。图中所有人都长着尖尖的脑袋，原告尖头，被告头更尖，差役的尖头顶带拐弯，官员的尖头还带刺。配诗写道：“原告本尖头，被告头更尖。不若二差人，尖中带拐弯。弯上更带刺，还得数着官。”“削尖脑袋往上钻”的俗语被直接变成视觉形象，辛辣地讽刺了那些钻营之辈。古人不通文墨，却能用这种夸张、幽默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承担起“正风俗，厚人伦”的责任。这些妖怪（或者说“人形妖怪”），成了古人批判社会的“武器”，既痛快又解气。

　　朱仙镇年画《盗仙草》里，白娘子头顶红光显蛇形，红光象征正义，因为白娘子是善类，她的遭遇让人同情。大人给孩子讲解画面故事时，不仅讲了爱情，还传递了“善恶有报”的价值观。还有钟馗捉鬼图，钟馗本是鬼，却成了捉鬼之神，古人用“以鬼驱鬼”的逻辑，告诉孩子：即使面对邪恶，也要有挺身而出的勇气。这些妖怪故事，就像一个个“寓言小品”，把抽象的道德道理变得生动易懂，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孩子。

　　民间艺人的生活想象力

　　读《妖怪印刻：民间版画奇幻图志》，最让人动容的不是那些奇形怪状的妖怪，而是背后不知名的民间艺人。他们是妖怪的“造物主”，更是生活的“记录者”，用刻刀和颜料，把古人的喜怒哀乐、所思所想，都定格在了木版年画里。

　　古典时期的年画生产是手工作坊式的，工匠们在梨木板上精雕细琢，线版丝缕游走，色版块垒斑驳。佳节将至时，白纸盖在木版上又分开，线版和色版套印，就成了五色斑斓的年画。这些工匠或许一辈子都没读过书，却有着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观察生活中的动植物、日常器物，把夜壶、雨伞、桌椅板凳都变成精怪；他们听村里的老人讲故事，把《山海经》《西游记》里的角色搬到画纸上；他们了解老百姓的喜好，把节日的热闹、生活的期盼都融进画面里。

　　苏州桃花坞的艺人，为了让走马灯上的妖怪更有灵性，煞费苦心：妖怪的动作近似舞蹈，眼珠斜觑着画外的人，嘴角带着诡异的笑；半人半兽的拼接制造出新奇感，骑乘怪兽的形象裹挟着山林野气。河北武强的艺人，用夸张的“尖头”形象讽刺钻营之辈，线条粗犷有力，色彩鲜艳奔放，把老百姓的不满和期盼都刻进了木版里。河南朱仙镇的艺人，创作镇宅钟馗时，用朱砂印制，通体红艳，让钟馗散发着炽烈的红光，既满足了人们镇宅驱邪的需求，又极具视觉冲击力。

　　这些艺人不是在“造妖”，而是在“造生活”。他们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节日里需要热闹，就创作走马灯、棋盘妖怪；生活中需要安全感，就画出镇宅钟馗；心里有不满，就用妖怪讽刺现实；教育孩子，就用妖怪传递道理。他们的刻刀下，妖怪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存在，而是有温度、有情感的“生活符号”。这些艺人还有着“博物学者”般的热情。他们为了刻画妖怪的原形，仔细观察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甚至日常器物的细节。上海小校场的走马灯画片里，飞禽走兽、昆虫海鲜、花卉盆景都能成精，而且动物特征精准，植物形态逼真。这种对生活的细致观察，让妖怪形象既荒诞又真实，既新奇又亲切。

　　民间艺人就像古代的“自媒体博主”，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着时代和生活。他们的作品没有文人画的清高，却有着最朴素的生命力；没有宫廷画的精致，却有着最浓郁的生活气息。他们创作的妖怪年画，不仅是艺术品，更是古人生活的“活化石”，承载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信仰与期盼。

　　妖怪背后的生活哲学

　　古人生活在农耕时代，面对天灾人祸、未知世界，难免会感到恐惧和无助。但他们没有被恐惧打败，而是用想象力把恐惧转化为了可爱、滑稽的妖怪形象。他们给妖怪穿上人的衣服，让它们模仿人的行为，甚至让它们成为自己的玩伴、“代言人”。这种“化恐惧为趣味”的智慧，是中国人独有的生活哲学——无论生活多么平淡、多么艰难，都能从中找到乐趣，都能笑着面对。

　　盛文强在书中说：“把妖怪放回到民间的土壤里，妖怪便不再奇怪，由此出发，可以破除很多偏见。”其实，妖怪从来都不奇怪，奇怪的是我们对妖怪的刻板印象。当我们透过妖怪看到古人的生活、情感和智慧时，就会发现，那些妖怪身上，藏着最真实、最可爱的人性。《妖怪印刻：民间版画奇幻图志》不是一本妖怪图鉴，在那些奇形怪状的妖怪背后，是中国人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追求，是一种“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的生活哲学。这种哲学，跨越千年，依旧能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王晨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