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PeaceOff

　　不久前，上海大剧院上演了音乐剧《悲惨世界》40 周年纪念版音乐会，一票难求。熟悉的旋律响起，掌声一波接一波，但这场演出已经不再是完整的音乐剧，而是一场以情绪、快“时尚”消费为核心的演唱会。在剧院这个原本象征严肃表演艺术的空间里，这种转向，让人不禁想问：剧院，到底还剩下什么？

音乐剧《悲惨世界》40周年主题展览。（图片源于上海大剧院公众号）

　　戏剧，原本不是用来“舒服地看”的

　　回到戏剧的本质，这种不适感其实并不陌生。想想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李尔王》《麦克白》等作品，几乎没有哪一部是“好消化”的。人物反复犹豫，情节推进缓慢，语言密度极高，观众必须长时间停留在不确定和不安之中。从这个视角切入，戏剧从来不是一种立刻给人快感的艺术。它既要求时间，也要求耐心。你不能只挑“精彩片段”来看，否则人物为何走向毁灭，根本无法看清楚。它并不是让人“轻松获得快感”的“娱乐”，而是一种必须被完整经历的过程。

　　从戏剧到音乐剧：娱乐化的一次成功转向

　　音乐剧的诞生，本身就是戏剧的一次娱乐化降级。20 世纪初，工业文明蓬勃发展，普通人的可支配收入激增，伦敦西区、纽约百老汇等地音乐剧迅速发展。音乐的加持降低了理解门槛，旋律提前引导了情绪，重复的主题曲帮助观众迅速进入状态。相比戏剧，音乐剧更容易被接受，也同那个时代一样，更贴合高效的工业化生产。这是一种成功的文化转向，也是对戏剧娱乐化的妥协。

　　那些被称为“经典”的音乐剧，如《悲惨世界》《伊丽莎白》等，之所以显得格外重要，正因为它们还保留着大量戏剧结构：完整叙事、人物弧线、不可回避的道德冲突。伟大的音乐剧，往往是那些还没有完全放弃戏剧性的音乐剧，这也是一出好戏能够在剧场上演数十年的根本原因。

　　音乐剧演唱会：顺理成章的娱乐至死

　　如果说音乐剧仍然在戏剧与娱乐之间保持平衡，那么音乐剧演唱会，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打造了感动常在的“劲歌金曲”栏目。在《娱乐至死》中，尼尔·波兹曼提醒：“当文化只能通过娱乐形式传播时，复杂内容必然被压缩，思考会被情绪替代。”音乐剧演唱会正是这一逻辑的体现：戏剧叙事被阉割，角色被歌手取代。音乐不再服务于故事，而是直接成为消费对象。当文化只剩下被破壁机研磨而成的豆浆时，它也就失去了坚持完整性、复杂性的能力。

　　现代生活的节奏如何改变剧院

　　这种转向，它与整个现代生活节奏密切相关。我们生活在一个节奏加速、信息爆炸的时代。工作与生活呈现碎片化，社交、娱乐、学习几乎同时被压缩到短时间内。即便处于休闲时光，人们也更倾向于追求“高光片段”与“即时满足”，比如快速刷完“小帅”第一次遇见“小美”的影视剧，又比如通过“完美避坑”体验到千篇一律的“旅行的意义”。耐心、深度、缓慢推进的叙事，显得奢侈甚至不合时宜。

　　音乐剧演唱会几乎完美适配了这种节奏：它不要求完整地理解人物关系，也不要求耐心体验冲突，而是直接提供即时的情绪高潮。旋律就是入口，高光就是出口。当这种观看方式成为常态时，剧院也“难以避免”被卷入同样逻辑：从陪观众经历完整故事，转向提供可立即感受的情绪事件。现代生活不仅改变了媒介，也改变了我们本身——注意力、耐心与情感体验都被重塑。我们还发现当观众在散场后自发唱起那首“主题曲”的时候，确实有另外一些观众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

音乐剧《悲惨世界》40周年纪念版音乐会世界巡演剧照。（图片源于上海大剧院公众号）

　　《悲惨世界》40 周年音乐会

　　《悲惨世界》原本是一部关于新旧世界、贫穷、革命、救赎与道德选择的作品。音乐动人的原因，是人物命运被一点点推向不可逆的结局，是人类的祭奠、胜利和狂欢。而在演唱会中，这些故事情节被弱化甚至消失。留下的，是宏大的旋律、熟悉的段落，以及“安全”的情绪共识。这当然不是对作品的背叛，但确实改变了作品被理解的方式。观众记住的是旋律，而不是人物抉择或社会背景，沉浸在唾手可得的愉快之中，却忘记了过往那个岁月的艰难和人类思想的伟大。旋律仍然动人，但谁还记得冉阿让在一念之间，从囚徒到市长，再到救赎者？他的命运像潮水般翻涌，瞬息万变！

　　说这些，并不是否认剧院的现实压力。剧院当然需要观众，也必须面对市场。但仍值得问一句：在迎合观众的同时，剧院是否有能力去弥补这当中的缺失？观众也是否还能为“完整”的体验留一点耐心？如果完全按照娱乐逻辑运作，剧院与演唱会场馆的差异终将消失。一旦如此，戏剧所代表的复杂、缓慢、不可替代的体验，也会随之退场。

　　这不是怀旧，也不是指责。只是一个提醒：如果剧院开始为了让观众舒服，戏剧真正失去的，可能不只是形式。百老汇的外围，有许许多多实验剧场在努力地拓宽戏剧的边缘，虽然艰难，他们却在坚持着挖掘戏剧的可能性，挑战观众、挑战叙事，这也提醒我们——真正的戏剧，从来不是为了迎合，而是为了让人在聚光灯下的这段时间内经历和感受别人的来时路，思考自己的归途。（Peace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