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　巍

　　俄裔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俄国思想家》在中文读者中影响深远。2025年8月，南京大学出版社发行了此书其中一篇《刺猬与狐狸：论托尔斯泰的历史观》的中译单行本。此版由资深翻译家唐建清翻译完成，出版这个新译本，有着鲜明的必要性。

　　伯林以“刺猬和狐狸”的二分法，意在将复杂的思想者类型清晰化。他将托尔斯泰视为不同于大多数作家的特殊类型——“想要做刺猬的狐狸”。

　　伯林所谓“刺猬”，指的是这样的人：“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思考和感受，将所有的东西都与单一的中心视角，与一个或多或少、连贯或清晰的体系联系起来，与某个单一、普遍、有组织的原则联系起来，唯有根据这个原则，他们的一切言行才有意义。”而“狐狸”，则指的是那些追求许多目标的人：“他们的目标往往互不相关，甚至是矛盾的，如果有联系的话，也只是以某种事实上的方式，出于某种心理或生理原因，与道德或美学原则无关。”

　　据此划分，柏拉图、帕斯卡尔、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易卜生等均属“刺猬”；而亚里士多德、蒙田、莎士比亚、普希金、歌德、乔伊斯等则是“狐狸”。在伯林看来，托尔斯泰本身是一位拥有极高艺术天分的“狐狸”，但他却想做一只“刺猬”，其“刺猬”的一面集中体现在他的历史观上。

　　托尔斯泰想建立一种明晰的历史观，但这一意图显然没有实现。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评价，伯林在这本书中讨论的诸多主题，足够另一个人忙上一辈子。事实的确如此。但这正显示出伯林驾驭复杂问题、化繁为简的能力，我们读起来也并不觉晦涩。伯林实际上非常清楚，人不可能只是“刺猬”或“狐狸”，托尔斯泰更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但他需要尽可能厘清这种矛盾。

　　伯林首先从对托尔斯泰历史观的评价问题入手。屠格涅夫认为《战争与和平》中的历史研究是“闹剧”“诡计”和“江湖骗子”，这种看法在评论界颇有影响。但伯林指出，这些指责是不合逻辑和荒谬的。托尔斯泰很早即对历史感兴趣，他关注的不是具体的历史知识，而是要洞察“事情如何以及为何这样而非那样产生”。托尔斯泰毫不怀疑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影响力，他清楚读者希望看到他小说中的“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场景”，可是这些“都是生活中微不足道的花朵而不是根基”，他的目的在于通过重建历史来发现真理。

　　托尔斯泰对当时的历史解释并不满意。启蒙时代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和理性至上的理念，将历史视为一门科学，进而希望“能发现并形成一套真正的历史规律”，以便“对未来的预测以及对过去的回溯”变得像自然科学一样行之有效。但在托尔斯泰看来，因历史的“不科学性”，这种雄心壮志显然是无法实现的。更重要的是，历史学家们往往会将公共的政治事件作为最重要的代表，而遗忘了内在的精神事件。但是内在的事件才是人类最真实、最直接的经验，它们才是构成历史的终极因素。与此相关的是，托尔斯泰认为“只有日常生活才是真实的”，其间的具体事件、真实男女的实际经验、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真正三维的、经验性的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总和——才包含真理，才是构成真正答案的材料”。正因如此，我们才看到《战争与和平》中另类的历史解读。

　　与此紧密相关的，是托翁对当时流行的“英雄史观”和社会科学的批驳。《战争与和平》第一部第二章中有一个有趣的比喻：将伟人比作“养肥待宰的公羊”，而拿破仑正是这样一只“公羊”。伯林总结了托尔斯泰的观点：“什么是伟人？他们是普通的人类，因无知和虚荣，敢于承担社会生活的责任，他们宁愿为所有以他们的名义发生的残忍、不公正和灾难承担责任，也不愿承认自己在宇宙洪流中的无足轻重和无能为力。”与此相对的则是普通人，“只有那些谦卑地认识到自己渺小和无足轻重的人，才会明白人类状况的真相。”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构成了历史的底层逻辑以及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力量，但“即使最聪明、最有天赋的人也无法控制一切”。而那些与伟人同样“聪明”的社会科学家们，总是认为以理性与科学的手段可以使人类永远幸福和善良，但这显然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开始了解因果关系的无限变化，我们应该停止赞扬和指责、自夸和悔恨，或者把人看作英雄或恶棍，而应该以应有的谦卑，服从不可避免的必然性。”

　　伯林在这本书的最后富于开创性地指出，托尔斯泰这些历史观念的来源并非卢梭或司汤达，而是法国思想家约瑟夫·德·迈斯特，他们二人的现实主义是类似的：“是浪漫主义、感伤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天敌，也是激进科学主义的天敌。”（作者系南京林业大学教师）

　　原标题：伯林笔下的托尔斯泰：想做刺猬的狐狸——从《刺猬与狐狸》析托尔斯泰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