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宇

　　每逢农历马年，中华大地总会洋溢着一股昂扬奋进的气息。马，作为十二生肖中象征奔放、活力与成功的属相，早已超越动物范畴，深植于民族文化的肌理之中。从新石器时代的驯化雏形到商周战车的滚滚车轮，从《诗经》中十六色马匹的细致分类到“汗马功劳”“龙马精神”的成语积淀，一部中国马文化史，半部是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博物馆里的十二生肖”系列丛书，也在农历马年即将到来之际推出了《一骑绝尘：博物馆里的生肖马文化》通过不同的作者，不同的视角，来讲述马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密切关系，以及那些以马为载体的中华国宝的由来。

《一骑绝尘：博物馆里的生肖马文化》本书编写组 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华先民的马文化起源

　　马文化，是人类在与马共处中创造出的精神财富的总和。它远不止于驯养和骑乘，更囊括了由此衍生出的思想观念、行为习俗、艺术创作与价值认同。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华先民已开始尝试驯化马匹。至商周时期，马已成为重要的生产力和军事工具，“服牛乘马，引重致远”记载于《周易》。马政的萌芽，标志着马被系统性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

　　春秋战国时期，对马的认知趋于精细化。《诗经·鲁颂·駉》按毛色区分十六种马，相马术应运而生，这背后是军事与农业对优良畜力的迫切需求。秦汉一统，马匹成为帝国扩张与边防的基石，战马的阉割技术得以推广，以保障其战场稳定性。此时，马的形象开始与国力、武威紧密相连。

　　马文化的多样性，正源于其与不同地域、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的交融。在历史上，马是威严与武力的象征，故历代君王多爱马、颂马。唐太宗的“昭陵六骏”、项羽的乌骓马、关羽的赤兔马，这些名驹与英雄的传奇绑定，使马成为忠诚、勇武人格的化身。在文学世界里，杜甫以“头上锐耳批秋竹，脚下高蹄削寒玉”赞其神骏，李白以“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抒写侠气，马被赋予了人的品格与情感。从神话《西游记》中的白龙马，到“黄帝造车”的始祖传说，马的身影贯穿于民族集体记忆的始终。

三彩骑俑队列

　　初唐的英雄之马

　　唐代马的造型艺术，以其恢宏的气度、精湛的工艺和深刻的精神内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演变轨迹，清晰地映射出唐王朝由崛起、鼎盛至衰微的历史进程，以及社会审美与文化心理的复杂变迁。

　　初唐政权肇建于隋末战乱之上，百废待兴。统治者面临巩固政权、开疆拓土的重任，尚武精神成为时代强音。这一时期马造型艺术风格雄浑质朴、刚健有力，注重写实与实用，其成因深深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

　　政治上，唐太宗李世民需要通过文治武功确立统治合法性。经济上，在均田制等政策推动下逐渐复苏，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基础。军事上，面对突厥等强敌，骑兵是国防核心，马则是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外交上，与周边民族的互动，使得西域马种与骑术开始影响中原。

　　这一切，凝聚成初唐马艺术的经典——昭陵六骏。这六块浮雕石刻，刻画了李世民在开国战争中骑乘过的六匹战马。它们体态饱满，肌肉线条清晰有力，姿态或静立待命，或驰骋冲锋，充满张力。如“飒露紫”表现丘行恭为马拔箭的瞬间，人马之情跃然石上；“拳毛騧”身中九箭仍昂首前行，悲壮而英勇。昭陵六骏并非单纯的动物雕刻，它们是纪念碑，是政治宣言，以高度写实的手法，歌颂战功，彰显皇权，将初唐的开拓精神与尚武气质永恒定格。墓葬中的陶马俑与壁画鞍马，也大多体态稳健，鞍辔齐整，突出实用性与力量感，共同构成了初唐雄健、庄重的马艺术风貌。

三彩胡人牵马俑

　　三彩马俑的变化

　　进入开元、天宝年间的盛唐，帝国步入全盛。经济空前繁荣，丝绸之路畅通，中外文化交流频繁，社会充满自信与包容。马的角色随之转变，从战场主力更多地向礼仪、娱乐载体演化，其造型艺术也呈现出雍容健硕、奔放自由、华丽多彩的巅峰气象。

　　这一时期的代表，莫过于光彩夺目的唐三彩。三彩马俑是唐三彩中最具魅力的品类。它们通常体形高大，骨肉均匀，颈部丰满，臀部圆润，四肢矫健，体现出一种理想的“浑雄”与“丰腴”之美。工匠们运用绚烂的铅釉，烧制出褐、绿、白、蓝等流淌交融的色泽，模拟华丽的马饰与鞍鞯。马匹姿态各异，或昂首嘶鸣，或低头啃痒，或四足腾空做奔驰状，动态十足，充满生命的活力与动感。

　　盛唐三彩马的华美，是多重因素交融的结果。经济上，雄厚国力支撑起奢侈消费，贵族竞相以豪华马具彰显身份。政治上，万国来朝的帝国需要以最华美的仪仗展现天威，马成为皇权威仪的移动符号。文化上，胡风盛行，来自中亚、波斯的高大马种与装饰风格被吸收融合；社会“以胖为美”的审美趣味也投射到马身上，形成了独特的“肉感”与丰腴造型。同时，马球、舞马等贵族娱乐活动的风行，促使艺术中出现了大量生动活泼的马上运动场景。例如，描绘马球比赛的壁画与俑像，人马一体，紧张激烈；文献记载中，唐玄宗时期的舞马能随乐起舞，其艺术形象虽存世较少，但可想见其训练有素、姿态曼妙。

　　中晚唐时期，中央权威削弱，藩镇割据，经济衰退，社会心态转向内省与保守。马的造型艺术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盛唐三彩的绚丽光彩逐渐褪去。墓葬中出土的马俑，体量明显变小，三彩工艺趋于简化，釉色单调，甚至多为素陶或灰陶。装饰不再追求繁复华丽，整体气势收敛，动态感减弱，神情多显温顺平和。战马题材锐减，出行、仪仗或日常生活场景中的马成为主流。在文学中，杜甫笔下出现“瘦马”，李贺诗歌中马的形象也带上了孤峭寒凉的意味。这种艺术风格的转变，直接反映了国力衰减对物质生产的制约，政治动荡对宏大叙事主题的消解，以及社会文化心理从外向张扬到内向沉郁的集体转向。中晚唐的马造型，虽失却了盛唐的磅礴之气，却在细腻与写意化方面有所发展，别具一种沉静、含蓄的时代感伤之美。

　　唐代骏马的缩影

　　纵观马文化在中国，尤其在唐代的辉煌呈现，我们可以看到马是国家力量与时代精神的晴雨表。从昭陵六骏的创业艰辛，到唐三彩马的盛世荣光，再到中晚唐陶马的式微内敛，马的艺术形象直接呼应着国力的强弱、政治的兴衰和社会的风貌。马承载了从尚武拓边到宣威耀德，再到内省自守的时代主题。

　　马也是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活化石。唐代马艺术的辉煌，离不开对西域良马、鞍具、骑术乃至装饰艺术的广泛吸收。胡人牵马俑、充满异域风情的马饰，都是丝绸之路文明互鉴的见证。马文化如同一个熔炉，将多元文化要素淬炼成崭新的大唐风格。

　　马更是中国人精神追求与审美理想的投射。“龙马精神”是对健旺生命力和奋发向上状态的赞美；“千里马”的意象寄托了对英才的渴求与尊重；马到成功、一马当先等成语，则蕴含着对效率、成功与进取心的价值肯定。在艺术上，无论是写实的雄健，还是浪漫的丰腴，都体现了特定时期民族集体的审美偏好与精神向往。

　　从历史长河中的驯化利用，到文化层面的多重象征，再到唐代登峰造极的艺术表现，马文化深度参与了中华文明的构建。它既是实用主义的产物，更是精神表达的载体。在今天，弘扬“龙马精神”，欣赏唐代骏马文物，不仅是对辉煌历史的礼敬，更是为了汲取那份奔放、进取、开放与自信的文化基因，继续驰骋向前。（洪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