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慧瑜

新大众文艺的概念从“创作者的革命”的角度观照创作主体，素人写作成为新大众文艺最具生命力的表现形式之一。这些文学创作者一边从事快递、外卖、家政等体力劳动，一边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这种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结合成为一种新型的“脑体劳动者”，是连接物质生产与文化生产的双重生产者。素人写作作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形态，其兴起不仅是文化生产格局的革新，更是新型“脑体劳动者”实现文化表达的载体。以体力劳动者为主体的素人作家，通过双重劳动实践打破了传统脑体劳动的二元壁垒，实现了从“劳动主体”到“文化主体”的“文化逆袭”，其创作实践不仅具象化了新型“脑体劳动者”的特征，更显示了新大众文艺的时代价值。

素人写作是新型“脑体劳动者”的文化实践

大部分素人写作以体力劳动者为创作主体，通过书写自身真实的劳动体验、生命历程和社会观察，多采用非虚构的叙事形态，依托互联网完成创作和传播。这一创作现象始于2017年家政女工范雨素的非虚构作品《我是范雨素》，该文以质朴的语言讲述了家政女工的生存困境和生命韧性，在网络平台发表后成为爆款，获得上千万的阅读量，也显示了体力劳动者以文化生产者的身份进入公共文化视野。当时并没有素人写作的概念，2023年前后，文艺评论家项静、霍艳等用素人写作来命名这些通过文学作品获得关注的基层作者。快递员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2023）、外卖诗人王计兵的《赶时间的人》（2023）在出版市场走红，使来自演艺行业的“素人”这一称呼成为描述通过写作成名的普通创作者的概念。近些年，不同行业的素人作家持续涌现，覆盖蓝领工人、服务业劳动者等群体，如爆破工陈年喜、外卖员王计兵、快递员胡安焉、家政工李文丽等素人作家持续出圈，其创作的《微尘》（2021）、《我在北京做家政》（2025）等作品，以个体生命经验与职业劳动为叙事内核，形成素人写作的浪潮。

素人写作以非虚构为形态，形成了区别于专业文学的独特文本特质，这些特质既是体力劳动者的独特文化表达，也是新型“脑体劳动者”的文化标识。陈年喜的非虚构作品集《微尘》《活着就是冲天一喊》（2021）以爆破工、运石工、乡村木匠、农夫、农妇等劳动者的真实经历为背景，书写对故乡、劳动与生命的感悟。素人写作淡化了专业文学创作中的宏大叙事与虚构技巧，以“我”为叙事，讲述个人的劳动经历、家庭生活、城市漂泊与生存感悟，呈现最真实、最鲜活的劳动者生存状态。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展现了作者20年来所从事的19份工作，把“在物流公司上夜班”“在北京送快递”“在上海打工”以及“做过的其他工作”都用白描的手法一一记述下来，这些不稳定的工作一次又一次改造、消磨着“我”的身体和精神。王计兵的《赶时间的人》以“时间”为题，呈现被时间所掌控的外卖员的工作状态，这些受到平台算法规制的“困在系统中”的外卖员，时刻与时间赛跑，快递员飞奔着“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

这种第一人称的生命史叙事，以真实性为追求，无需复杂的文学技巧，却能以质朴的语言直击人心，让读者得以窥见体力劳动者真实的内心世界与生活状态，回归了劳动者的本真状态。《我是范雨素》一文用精炼的语言叙述了从上世纪50年代到当下三代女性的命运，从母亲日夜操劳养育五个儿女，到离婚后的范雨素带着两个女儿在北京艰难生活，再到大女儿在范雨素的文学教育下健康成长。文中有大哥哥文学梦的破碎、大姐姐的死亡、丈夫的家暴等，可是范雨素并没有抱怨生活的坎坷，而是从平淡的口吻中坦然面对人生中的各种遭遇，用爱和宽容来改变生活。家政工李文丽的《我在北京做家政》展现家政服务的隐形劳动与阶层互动的过程。范雨素和李文丽都来自北京的新工人文学小组，文学小组先后出版了《劳动者的星辰》（2023）和《大口呼吸春天》（2025）两本作品集，汇集了诗歌、散文、非虚构等文体，构建了新工人劳动者的集体叙事。这些作品具有浓郁的劳动生产和个体生命的烙印，语言简洁、有力而充满了想象力，成为数字时代具有生命力的新大众文艺。素人写作的价值不在于文学技巧的精湛，而在于劳动主体的自我表达，体力劳动者摆脱了被书写的地位，成为主动书写自我、表达自我的叙事主体。

在传统的文化生产格局中，体力劳动者是知识分子、专业作家的书写对象，其形象往往被标签化，难以实现自我表达。素人写作让体力劳动者成为自我的叙述者，实现了从被叙述者到叙述主体的身份转换。陈年喜书写矿山工人的脆弱与勇敢，王计兵书写外卖员的坚守与焦虑，他们以自己的视角定义生活，让体力劳动群体拥有了自我表达的渠道，体力劳动者的生命体验与脑力劳动者的精神世界，在文化层面具有同等的价值，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丰富了文化生产的多元格局。

作为双重生产者的新型“脑体劳动者”

新型“脑体劳动者”是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的双重劳动主体，实现了脑体劳动在个体层面的融合。一些素人作家以体力劳动为职业，从事快递配送、外卖、家政服务、建筑施工等工作。这种体力劳动经常是高强度、重复性、标准化的物质生产。而素人作家利用业余时间，以文字为媒介，将自身的劳动体验、生命历程、社会观察与情感思考转化为文学作品，完成精神层面的非物质生产。这种精神劳动以智力、情感、思想为特征，属于文化生产的范围，其价值在于创造精神价值、传递劳动认同，为社会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视角。

在后工业社会的语境下，体力劳动往往被遮蔽在全球产业链与城市运转的背后，成为看不见的隐形劳动，其劳动过程、工作细节与生存困境难以被公众感知。素人写作通过文字叙事让劳动过程变得可见，使隐形劳动可视化、细节化和叙事化。李文丽在《我在北京做家政》中，呈现了家政女工的劳动场景、与雇主相处、教育孩子以及找工作的故事。家政劳动并非“没有技术含量、没有数字数据、没有高科技的工作”，而是时间琐碎、工作强度无法量化和随时提供情绪价值的劳动状态，需要一刻不停地从厨房到卧室到客厅，从做饭、洗衣到保洁、照顾孩子，“我像安了滚轴的陀螺，不停地在厨房、卧室、客厅和卫生间里旋转着”。李文丽还观察到雇主们的工作焦虑与生存困境，发现雇主同样是“赶时间的人”，其写作突破了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刻板印象。

新型“脑体劳动者”的双重生产不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简单叠加，而是相互渗透、有机共生的辩证关系。体力劳动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真实可感的素材、独特的观察视角，让素人写作摆脱了专业文学创作中可能存在的悬浮感，具备了直击人心的现实质感。正如胡安焉在《我在北京送快递》中，对快递配送的路线规划、客户沟通、平台规则、风吹日晒等细节的细致描摹，均来自其亲身劳动体验，这种真实感成为其作品打动读者的力量。创作者不仅书写了自身的劳动体验，也书写了身边同事的生存故事，展现了体力劳动者群体的共性困境。

王计兵曾说“送外卖是生计，背诗写诗是生活”，这句话呈现了新型“脑体劳动者”双重生产的共生关系。体力劳动让他们扎根现实，脑力劳动让他们超越现实，二者共同构成了新型“脑体劳动者”的生命形态。文学创作作为体力劳动的精神延伸，为体力劳动者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出口，让他们得以突破体力劳动的身体限制，实现自我表达。这些创作者也不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者，而是拥有思想、情感与精神追求的独立个体，显示自身的劳动价值与人格尊严。可以说，以素人写作为代表的新大众文艺，为脑体劳动群体的双向共情提供了文化底色。

脑体融合塑造新的劳动文化

如果把不同职业的素人写作作为脑体融合的文化实践，那么可以看出脑体融合的共生逻辑和文化价值。李文丽是新型“脑体劳动者”的典型代表。2017年她从甘肃来到北京打工，这些年她在北京换了很多工作，主要从事照顾老人和小孩的家政服务，利用业余时间在北京从事写作、画画和参加话剧演出等文艺活动，写了2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也画了几百幅表现力丰富、充满生命力的粉彩画。李文丽的故事显示了新型“脑体劳动者”的脑体共生关系，体力劳动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真实的素材与真挚的情感，让其作品引起打工人的共鸣。而文艺生活则为其家政工作提供了精神滋养，让其在劳作中获得喘息，二者共同构成了其生命形态的两翼。李文丽的作品，让公众看到了体力劳动者的精神世界。

新型“脑体劳动者”的文化实践，为建构包容型社会共同体提供了文化支撑。新大众文艺作为一种全民参与的文化形态，为不同阶层、不同劳动形态的群体提供了相互理解、相互共鸣的平台。读者通过素人作家的作品，走进体力劳动者的精神世界，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生存困境。体力劳动者则通过自我表达，将自身的劳动体验与情感诉求传递给社会，获得了社会的理解，增强了自身的主体获得感。脑体劳动群体的双向共情，让不同的社会群体超越社会、文化差异，形成劳动者的身份认同。无论是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都是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劳动者，都值得尊重与认可。这种身份认同能够有效推动社会形成尊重差异、包容多元的文化氛围，为构建差异、包容的社会共同体提供了文化基础，也显示了新大众文艺的社会价值。

可以说，素人写作以真实的劳动体验为素材，以质朴的文字为载体，重构了文艺生产格局。这种文化实践让脑力劳动者重新体认自身的劳动身份，实现了与体力劳动者的双向认同，有助于形成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理解劳动的新劳动者文化。新型“脑体劳动者”的出现，改变了传统脑体二元分工的劳动理论，丰富了劳动文化的内涵，为数字时代劳动形态的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下，新型“脑体劳动者”已成为数字时代的重要文化力量。随着脑体融合成为智能时代劳动者的重要形态，文艺也将成为所有劳动者的精神家园，为数字时代的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注入新活力。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