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　振

　　傅羽长篇小说《抵达》发表于《十月·长篇小说》2025年第6期。这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将“时代的人物”与“人物的时代”嵌合，揭示了物质主义浪潮下，青年知识分子在自我生存、情感关系、精神追求等方面的困顿与抉择，对当下功绩社会进行了深刻反思。

　　回溯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叙事选择，作家们在探究“怎么讲”的过程中，过度侧重形式本身的实验，反倒疏离了故事与真实生活的关联，这虽暗含对彼时文化语境与艺术困境的体认，却也陷入了形式大于内容的局限。而随着时代变迁，当个体生命逐渐陷入原子化状态，作家亟需探寻一种能勾连生活本真、唤醒情感共鸣的叙事方式。正是在此语境下，傅羽长篇小说《抵达》“绕着讲”的叙事意义愈发凸显：他在关注故事“怎么讲”的同时，将重心落在了叙述过程中“情感共同体”的建构上。其旨归不在于抵达某个既定的结论，而在于通过迂回的讲述，让人与过去、与他人建立深层的精神联结。这是对“讲述”本质意义的重申，因为“讲述蕴含着意义来源，并且传递促进共同体的价值观”。（[德]韩炳哲：《叙事的危机》）

　　以“废话”式闲谈 承载情感之重

　　“绕着讲”的叙事肌理，更渗透在人物对话内容中。灵魂人物间的对话拒绝直奔“职业、收入、车房”等实质性事物，而更多的是“不及物”的闲谈。“我”与蓝羽的相识相爱便是如此。从地铁里“现金求助”的功能性对话开始，三个月间东拉西扯的闲聊，两人“始终没有进行到需要问彼此工作的阶段”，情感却在这看似散漫的交流中悄然升温。类似地，还有“我”与堂哥原游的相处，“虽然一般是因为碰到了俗事而联系，也终究不都是谈的俗事，常常是说着说着就跑题了，使得我们最开始谈的事情更像是引子，为的是引出后面不及物的谈天说地，也偶尔有时候，我们相互联系只是为了谈一个和彼此都没多少关系的话题。”

　　这些人物间的对话从不遵循“问题—答案”的线性逻辑，而是如溪水般自然分流、回旋，贴近生活本真的交流状态。又比如“我”与蓝羽在火锅店的对话：从“猜职业”的调侃自然转向对《奥菲利亚》的讨论；从米莱斯让模特伊丽莎白躺冰浴缸的细节，顺势拐到蓝羽父亲奔赴西双版纳的往事；从父亲的离开又漫到对“艺术家自私”的感慨，其间甚至插入对“火锅店溜冰服务员”“手机依赖症”的闲评。整个对话链没有预设“主线”，却在这种看似散乱的关联中，完成了“我”和蓝羽从“陌生试探”到“深度共鸣”的情感跃迁。

　　这种看似无用的闲谈，恰如朱自清在《论废话》中所言：“在繁剧的现代生活里，这种无意义的废话倒是可以慰情，可以给我们休息，让我们暂时忘记一切。这是受用，也就是让我们活得有意思。”（朱自清：《论废话》，选自《论雅俗共赏》，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傅羽笔下对话中的“绕”，正是以这种“废话”式闲谈承载情感之重，让人与人在不疾不徐的交流中抵达灵魂契合。

　　对话中“绕”的流动感，藏在表达的自然衔接与节奏呼吸中。当蓝羽说“我爸也是，他在我十八岁那年推荐我读《月亮和六便士》”，“我”顺势接话“毛姆的这部小说，是以高更为原型的”，既呼应了前文对“艺术与生命”的讨论，又自然引出蓝羽父亲的故事；当蓝羽哽咽着说“后来很多年里都联系不上，他就像是消失了”，“我”没有追问，而是说“听你讲故事，我都听饱了”的轻松的调侃化解沉重，让对话在“停顿”与“转场”中保有节奏。这种处理避开了直给式抒情，却让情感在留白中悄然升温，这恰如现实中人与人的交流，总在某个细节、某句闲扯中不经意拐个弯，不必刻意，却自有其章法与温度，这正是“对话未完成性”的魅力。

　　讲述与倾听本是共同体的两面，互为前提，彼此支撑。但网络信息化时代的困境恰在于：“我们越来越失去倾听的禀赋。我们只顾自我生产和自我窥探，不再醉心于忘我倾听。”（[德]韩炳哲：《叙事的危机》，李明瑶译，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版）《抵达》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将“讲”与“听”纳入“绕”的叙事框架，直面时代的倾听危机。小说中的人物，对不同身份者的故事始终保有真诚的兴趣——无论是艺术大家的生平，还是身边人的琐事，抑或旅途中偶遇者的经历，他们在倾听中辨认善恶，体认德性，也在倾听中完成彼此的精神联结。

　　以叙事的迂回 重建意义的归途

　　其实，当速度与效率的洪流将生活切割成无意义的碎片，信息海啸阻碍了对讲述和倾听起决定作用的沉思，那么“绕着讲”的叙事选择，本身就是一种重新黏合人类经验、抵御意义消散的文化实践。当然，每个时代的写作者，都以各具特色的“绕”，回应着彼时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追寻。如汪曾祺以冲淡平和的笔触“绕”出日常烟火，在20世纪80年代时代转折的喧嚣中，让被遮蔽的民间温润悄然绽放；王朔以“侃”式语言狂欢“绕”破权威话语，在市场化初潮中释放被压抑的个体欲望。而傅羽将《抵达》的故事背景设置在2017年至2019年这一特定时空，彼时移动互联网逐渐渗透生活，社交符号化、个体原子化趋势愈发明显。这一时空背景下的新城市人的“飘摇”之感在于：一方面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乡土与都市的割裂愈发明显，物理意义上的回乡之路难以真正回返，时代的变迁稀释了生命固有的归属感；另一方面，网络世界的虚拟联结逐渐替代了真实交往，都市的快节奏与功利性，让人难以建立深层的情感羁绊，精神层面无法在异乡扎根。小说中的“我”，既承载着傅羽自身的生命经验，也映照出一代“新城市人”的普遍境遇——生于乡土，求学于异乡，最终落脚于城市的人生轨迹中，当回乡之路与融城之途皆成困局，“乡关何处”的这一古老追问，便从对空间坐标的探寻，悄然转化为现代人心灵无处安顿的精神诘问。于是，寻求真实的情感联结，成为这一代人对抗原子化生存、抵达生命安顿的重要路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抵达》中那些看似“山环水绕”的闲谈、那些“不及物”的共鸣，以及“在路上”的偶然遇见，在信息泛滥而意义稀薄的当下，勘探着精神孤岛之间重新联结的可能。

　　尤其在“微信聊天代替面对面对话”的当下，“绕”，更是以叙事的迂回重建意义的归途，它坚守着“可被感知的真实”，抵抗着符号化交流的疏离与冰冷。正如《抵达》中所写：“隔着时空和屏幕，我们触摸不到对方真实的气息，也看不到任何生动的表情，我们所见只是或长或短的文字，以及各种符号化的表情，虽然这也是一种交流，却像是彼此的身体和灵魂都隔着千山万水……我们在微信里，也是能用上各式表情，但纵使表情包再丰富，也怕是难以准确传达我们瞬息万变的情绪。”正是基于对这种交流困境的深刻体认，傅羽在《抵达》中格外强调具有“在场感”的对话，力图让网络化浪潮裹挟的现代化进程中，那些彼此疏离的“原子人”，在交谈、拌嘴、回忆与争论中，重拾“被看见、被倾听、被理解”的暖意。他并不追求对话必须“达成共识”，而更珍视“多声部的共存”。例如，“我”与蓝羽谈论画作《奥菲利亚》时，并未对“艺术是否该牺牲生命”作出论断，却更在对故事的共享中确认彼此精神的隐秘契合之处；即便如二人关于“佘山”的争论，也没有胜负之分，却让差异得以被看见、被接纳。可以说，傅羽以叙事的迂回与停顿，在非效率至上的对话书写中，完成了一场温柔的抵抗——不仅对抗着时代的情感降温，更执着地追寻着生命之间真切的联结。

　　对“眼前”日常的深切凝视与体察

　　而这份温柔抵抗的背后，也潜藏着傅羽的一种创作自觉，即不执着于追求“有意味的形式”，而珍视故事作为“可被感知的形式”所承载的真实温度。他试图为“讲述”重新唤回那种近乎本真的“光晕”。因为“生活即讲述。人作为一种叙事动物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够通过讲述实现新的生活方式。讲述具有‘重新开始’的力量。”（[德]韩炳哲：《叙事的危机》）然而，这种力量的生发，从不依赖情节的离奇曲折，而在于讲述是否深深地扎根于具体的时代语境，并在言语的流动中构建出真实的情感共同体。对傅羽而言，小说不是用以定义生活的工具，而是与生活平等对话的媒介。正如同书中人物那些看似散漫的闲谈，并不强求统一的答案，却珍视彼此回应、相互照见的过程。

　　这一创作理念，亦可视为傅羽对当下“文学如何书写现实”这一命题的独特回应。书写时代固然可以借助史诗、寓言或传说等多元形式，但始终不能脱离对“眼前”日常的深切凝视与体察。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烟火人间，或许正蕴藏着契诃夫笔下“没意思的故事”一般深沉而坚韧的力量。如果说“好的艺术作品和哲学作品，它让思考长到经验里，让经验长到思考中，让我们长大到我们的环境当中。”（项飚等：《你好，陌生人》）傅羽的写作，正是朝着这一方向的沉静奔赴。小说结尾那句“生活说到底是值得过的，也是值得好好写写的”，大抵也藏有此意。我们所处的世界或许日益透明如“谜”，生活却始终需要透气、透光。那些带着泥土气息、阳光温度的尘世存在，总能在不经意间给予我们“惊讶”与“奥妙”。而人与人之间，也恰恰是在这些光气流转的缝隙里，得以听见彼此真实的呼吸，展开自然而恳切的对话，并最终抵达——真实的存在，与真实的书写。（王　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