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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慧慧
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百合花》,作为第41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主体演出项目之一,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优雅绽放。该剧改编自著名作家茹志鹃的同名短篇小说,正如剧名所昭示,百合花的纯洁与绚烂,让观众对这部作品满怀期待;而原著独有的风格特质,与上海芭蕾舞团此前创作的红色题材芭蕾作品《白毛女》《闪闪的红星》有鲜明差异,也让这场艺术转译成为芭蕾创作领域的一次全新挑战。
原作风格的保持
大屏幕上的原著徐徐翻开,旁白娓娓道来,舞剧由此展开,将观众带入1946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在编导的潜心创作、舞美的精心配合与演员的倾情演绎中,该剧通过出征、借被、萌动、联欢、临行,以及梦魇、血色、牺牲、英魂、纪念十个篇章,生动展现了战争的残酷与青春的美好,深情诠释了军民鱼水深情与肝胆相照的赤诚。舞剧情节是简单的,但弥漫出来的情愫是感人而耐人寻味的;故事的场景是单一的,但舞蹈的编排是丰富多彩的。战士们雄健的群舞,村妇们细腻流畅的印染舞,大姐、通讯员和新媳妇憧憬未来的三人舞,抒情、隐喻、象征纯洁感情的百合花群舞等,皆绽放出亮眼的艺术光彩。
不过,笔者留意到全剧的情境铺陈略显繁复,与文学原著的风格有所不同。或许是为将一篇五千字的短篇小说,改编为一部一个半小时的芭蕾舞剧,主创团队不得不拓展人物谱系、补充背景交代;或许是出于舞剧舞台呈现的需要,增添了不少富有视觉张力的舞蹈场面。总之,舞台表现的饱满,多少冲淡了核心情节的表达,使得原著那份细腻隽永的独特风格未能在舞台上得到充分彰显。
原著通过故事讲述,将战争的残酷、对和平的向往、对青春的祭奠融为一体,让人性之美与人情之美得以充分绽放。它不是一部渲染战争年代慷慨激昂的作品,而是一部于平淡中藏绚烂、兼具温情与忧伤的作品。舞蹈转译的核心,应是对原作风格的精准坚守,深入挖掘战争年代里的人性光辉,着力呈现那份细腻隽永的独特韵味。由此,笔者认为,舞剧可从两方面优化:一方面适当“瘦身”,删减母亲、丈夫、老年大姐等冗余人物,剥离与核心剧情关联不大的背景铺垫;另一方面,抓住大姐、小通讯员和新媳妇三位核心人物,尤其聚焦小通讯员和新媳妇这两个关键角色,表现他们在出征、借被和牺牲三个主要环节中的性格成长、矛盾交织与纯洁情感,让主要的情节线索更显单纯饱满,不受枝蔓分叉的影响而展开和推进,在剧情的平铺、波折与高潮递进中,传递感人至深的力量,彰显原著的风格魅力。
舞蹈本体意识的张扬
将一篇短篇小说改编为一部大型芭蕾舞剧,并能达成一定的艺术效果,上海芭蕾舞团的创作付出实属不易。笔者提出删减冗余人物与情节的建议,不仅是为让舞剧“瘦身”以贴合原作风格,而是更希望舞剧能聚焦情节与人物主线,在目前“哑剧+舞蹈”的创作思路基础上,充分发挥舞蹈艺术的独特功能,实现更具感染力的艺术表达。
回顾舞剧的发展之路,我们不难发现,最早成形的芭蕾舞剧由“哑剧+舞蹈”起步。法国情节芭蕾的创始人诺维尔为了使芭蕾摆脱纯娱乐的展示,取得与戏剧、歌剧同等的地位,极力推荐在舞剧中运用哑剧表现故事情节,最终使舞剧脱离说白和歌唱,成为独立的舞剧艺术。三百多年来,随着舞蹈艺术的发展和舞蹈本体意识的觉醒,舞剧已从“哑剧+舞蹈”的剧和舞蹈相加的状态,逐渐进入舞与剧不断融合的阶段。舞剧编导们通过动作的形式和质感、通过动作的节奏变幻和空间的运用,承载起复杂的叙事和深邃的表达。我们现今能够创作出《永不消逝的电波》这样情节复杂的谍战舞剧,就是舞蹈表现力不断增强的体现。
舞蹈转译文学作品,采用“哑剧+舞蹈”的方式并非不可,但更应充分舒展舞蹈思维,灵活调动舞蹈手段,让文学形象实现动作化、具象化的转化。在这一点上,芭蕾舞剧《百合花》仍有进一步突破的空间。比如,该剧的一大创作难点,便是如何通过舞蹈呈现百合花被子这一核心意象。我们不妨调动舞蹈思维,采用拟人化手法:让群舞演员通过服装造型与队形变化,具象化呈现一床崭新的“被子”;当“被子”随舞蹈舒展时,既能与新媳妇形成情感共鸣,让观众读懂她借被时的迟疑,最后,还能庄严深情地“盖”在通讯员的身上。群众舞蹈《担鲜藕》便曾采用拟人化的手法,让演员扮演的“藕担”鲜蹦活跳,舞出了农民丰收的喜悦。
探索芭蕾风格的变化
芭蕾舞剧《百合花》的登台,也引发了我们对中国芭蕾风格探索的深层思考。
芭蕾传入中国已有百余年历史,其真正的蓬勃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芭蕾作品《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的成功,标志着中国芭蕾艺术的真正崛起。这是我们坚持民族化道路,立足中国题材、塑造中国人物,将西方芭蕾艺术与中国舞蹈艺术深度融合的成果。几十年来,中国芭蕾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发展。
放眼世界芭蕾舞台,这门源自欧洲的经典艺术,不仅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风靡全球、落地生根,更在不同文化的滋养中不断创新发展,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
将中国芭蕾的发展,与世界现代芭蕾的多元发展相比,可以更好地审视中国芭蕾的发展:我们往往将重心过多放在芭蕾民族化的探索上,而不太考虑芭蕾艺术本身的风格突破与创新发展;我们往往注重坚守芭蕾足尖技艺的纯粹与精美,而缺乏根据剧情与人物需求,去开拓发展新的舞蹈语汇。
笔者认为,芭蕾作为一门外来艺术,坚持走民族化道路无可厚非,与此同时,也需要在表现新题材、塑造新人物的过程中,开拓新的艺术风格与表现形式;芭蕾几百年来形成并完善的足尖技艺值得传承,但芭蕾绝不等同于“阿拉贝斯克+足尖”的简单叠加,它应在创新实践中,吸收融合更多元的舞蹈素材,实现舞蹈语汇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当《百合花》在芭蕾舞台悄然绽放,我们看到了上海芭蕾舞团在原创芭蕾作品创作中,那份敢闯敢试的锐气、勇于突破的勇气,以及精益求精的不懈努力。
当《百合花》在芭蕾舞台悄然绽放,也促使我们深入探讨中国芭蕾发展路上的新课题。
《百合花》已然绽放,愿它在不断打磨中,越来越灿烂,越来越芬芳。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