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翟业军

　　AI时代，查重是便利的、低成本的，这就必然引发一个前AI时代所无法想象的现象：一个作家积数十年之辛劳创作出来的多达百万乃至千万言的作品,被“鉴抄师”一股脑儿地投喂给软件，目的就是看它们与既往创作之间是否存在重复。如果真的存在一两处重复或者疑似重复的话，这位作家就被钉上了抄袭的耻辱柱。

　　鉴抄如同打假，常常会引来一片喝彩。鉴抄也更容易掀起大众狂欢，因为其底层逻辑是对精英话语权的质疑、解构。就在大家津津乐道于文坛的一桩桩抄袭“丑闻”，为鉴抄的一次又一次胜利而欢呼时，笔者愿意献上几点冷思考。不管什么潮流，越是热得发烫，就越需要冷思考。

　　需要说明，首先，抄袭不值得鼓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这一点毋庸置疑，下文提供的观点不是为抄袭开脱。其次，我们在此讨论的是严肃的创作者和他们的作品，那些一看就是东拼西凑的东西，并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

　　给是否侵犯著作权一个明确界定

　　抄袭是一桩非常严重、足以摧毁一个人创作生涯的指控，任何人想要发起这样的指控，都应该首先思考一下：什么是抄袭、抄袭的构成要件是什么之类问题。

　　当下很多对抄袭的指控，被认为是侵犯了原作者的著作权。著作权是一个现代的、建构性的、一直在移动的概念，而不是一种从来就是如此的客观存在。《诗经》里那些无名的歌者，只是在抒发生命正在伸张的酣畅，以及越是伸张就越是觉得伸张得不够的怅惘，他们何曾想到把自己的名字铭刻进中国诗歌史，脑海里哪有著作权这个概念？

　　当倪云林开创出“一河两岸”的山水画模式之后，文徵明、董其昌、八大山人、“四王”等一众大师一再“明目张胆”地涂抹“仿倪云林山水”图卷、图轴，他们当然不是罔顾倪云林的著作权，而是在颂扬倪云林，并一起参与到对一种由倪云林所开创的绘画传统的创造、再创造中去。

　　著作权既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现代概念，参与建构的人就应该为它“协商”出一个相对稳定、约定俗成的内涵，我们根据这样的内涵去界定一个人是否侵犯了别人的著作权，他的行为是否构成抄袭，而不只是看他的作品跟别人的作品是否存在几十个字的重复。从这个角度说，AI可以检索重复，却没有能力判断抄袭，不能把判断抄袭的权力交给并不具备判别能力的AI。

　　判断是否存在抄袭行为，要综合考量，看性质、看程度，对于几十万字乃至数百万字的作品中存在几十个字的雷同，与其把作者钉上耻辱柱，不如抱以宽容审慎的态度。

　　文学创新，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

　　大家都在说创新，但文艺领域的根本性创新，是十分艰难的。理由并不复杂：古今中外的人们走的是同一条路、蹚的是同一条河、直面的是差不多的困境，人们之所以从事创作，就是要探索一条走出困境的路径，但谁敢说自己找到了出路，谁不是在困境中苦苦地挣扎？更令人绝望的是，许多可能的路径，已被伟大的先驱一一探究，他们早已发现，大多数的道路都走不通。先驱每进行一次探究就会写出一个新奇的故事，每一次此路不通的宣判就是在刻写一个深刻的教训。

　　这样一来，创作者就不太可能找到一个别人没有讨论过的主题，讲述一个别人没有讲述过的故事，抒发一个别人没有抒发过的感慨，甚至，我们写下的许多句子都是对于世上已有句子的重复——文明太老了，我们只能过着“二手的生活”。

　　基于这样的窘境，应该认识到，我们所编织出来的绝大多数文本，都只能像法国籍学者克里斯蒂娃所说，是“引文的马赛克”。德国评论家本雅明还设想过一本通篇都是引文的书，德国思想家阿伦特描述过这一激进想象：“主要工作是将残篇断语从原有的上下文中撕裂开来，以崭新的方式重新安置，从而引语可以相互阐释，在自由无碍的状况中证明它们存在的理由。”

　　唐代文学家李德裕说，好的文章就像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终古常见”说的是我们早已找不到新的主题、故事、感慨和句子，“光景常新”不妨理解成，我们有自己的编织引文的方式，一条条引文在陌生的上下文关系中被激发出新的意义。

　　怎么衡量一部作品的创造性

　　如果说多数的创作只能是对于过往作品的一再临摹、沿袭，那么，有没有在临摹、沿袭的过程中加入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一点东西加进去之后，是不是能够翻出新的境界，是衡量一个人、一部作品是否具有创造性的关键所在。

　　在古诗词创作中，“借用”“化用”，是重要创作手法之一。欧阳修在《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中写道：“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他几乎原封不动地将王维的“山色有无中”化入自己的词中，描绘平山堂远眺之景。苏轼在《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中也使用了“山色有无中”一句。

　　这种沿袭并翻新的创作法，用江西诗派的话说，就是“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汪曾祺说他写作《聊斋新义》的宗旨是“小改而大动”，也近似之。“夺胎换骨”的一个“夺”字，尽显一个写作者的创造性，能否看到这种创造性，端赖评鉴者的眼光。如果评鉴者看不到写作者是如何把前人既有的“胎”“夺”了过来，去凡骨为仙骨，从而开创出新的境界，单单着眼于人家是如何袭用旧“胎”的，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读者。

　　比如，《活着》就是一部中国版的“约伯记”，余华借着这个故事，来回答一个古老的叩问：一个人如果被剥夺了所有，他该怎么办，他靠什么活下去？《活着》的“胎”来自“约伯记”，“骨”却是余华的、中国式的：无论如何，得活着，活着本身多少有些蒙昧、颟顸，却是有力量的。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