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从彦

　　在中国古典文学与思想史的研究中，“文以载道”不仅是一句流传千载的文论命题，更是贯穿唐宋古文运动的精神主线。朱刚教授的《文以载道：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以其深厚的学养与敏锐的洞察，重新梳理并诠释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四大家在道论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内在联系，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士大夫精神世界的大门。本书不仅是作者博士论文的经典再版，更是一次对“文以载道”传统在哲学、文学与政治维度上的深度叩问，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与思想启发性。通过对唐宋四大家道论的辨析与文学实践的考察，朱刚教授成功还原了一个思想激荡、文风鼎盛的时代图景。

　　《文以载道：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朱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9月出版。

　　“文以载道”的实质在于文学中贯注理性精神，折射出士人独立与文学自觉互为表里的历史现实。朱刚教授指出，“‘文以载道’的实质，是要求在文学创作中贯注理性精神”。这一论断精准地把握了唐宋古文运动的核心精神。在韩愈“长江秋注，千里一道”、欧阳修“容与闲易”如“秋山平远”、苏轼“万斛泉源，随地涌出”等文学盛景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艺术风格的多样呈现，更是理性精神在文学中的具象化表达。作者进一步指出，“文学的真正独立，并不系于某种‘纯文学’之观念，而是根本地来自士人立说持论的独立精神”，这一见解深刻揭示了“文以载道”与文学自觉之间的内在关联。因此，“文以载道”不仅是文学创作的指导原则，更是士人精神世界的集中体现。

　　朱刚以“文以载道”为轴心，深刻剖析了柳宗元道论对传统儒家体系的突破与重构。柳宗元在《天爵论》中明确提出“故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与志而已矣”，将“明”（智能）与“志”（意志）并列为人的根本禀赋。朱刚敏锐地指出，这一重构“把晚期的‘原情为本’更推进一步”，使道的内涵从道德规范转向自然人性，体现了“文”承载之“道”的革新。在政治层面，柳宗元通过《六逆论》主张“贵不足尚，亲不足与，旧不足恃”，朱刚认为这彰显了“尧舜之道超越周礼”的实质——以“贤贤”取代“亲亲贵贵”，使“文”成为批判礼教、倡导社会平等的载体。朱刚进而揭示，柳宗元道论“与他的关于天不能赏善罚恶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保持了严密的一致性”。通过分析《时令论上》中“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的论述，朱刚论证柳宗元将“道”彻底植根于人文领域，使“文以载道”从传承教条转变为革新思想的工具。这一解读准确把握了柳宗元以古文为载体，构建新型道论体系的思想史意义。

　　“文以载道”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具体体现在四大家对“道”的理解与文体实践中。“文以载道”在韩愈这里，既是文学创作的宗旨，也是士人实践其政治理想与伦理追求的方式。朱刚教授通过对韩愈《原道》的研究，揭示了其“定名—虚位”论背后的名实之辨与天人关系。他指出：“‘名’是属人的，‘位’是属物的。‘位’与‘名’的关系，也许可以把‘位’称作某种‘应当的名’，它向着人们要求给予适当的‘名’来符合它的‘实’。”这一分析深刻揭示了韩愈道论中名实关系的复杂性。作者进一步指出，韩愈的“道”“是靠着‘师’来传授的，师在道在，师亡道亡”，这一观点打破了传统道学中“道”作为先天存在的预设，强调了人在道统传承中的主体性。

　　“文以载道”在欧阳修与苏轼手中进一步发展为对“至理”与“自然之全”的追求，体现出宋代士人理性精神的深化与成熟。朱刚认为，欧阳修虽也有激昂慷慨之语，但因为他的“道”已从文化价值更推本于自然、人情之“真”，以“至理”的面目出现在文章里，所以，他不必借气势压人，而可以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说道理，“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这样，他的文风便会平易自然，流畅婉转，而更具理性之风范。朱刚教授以苏轼的月亮之喻为例，精辟地阐释了其道论的内涵：“‘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这里‘卒莫消长’的不是指月球，而是指‘月’这个抽象的总名。”这一分析揭示了苏轼道论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关系。作者进一步指出，苏轼的“道”已是造化中所蕴含着的“美”的“无尽藏”，这种“道”无处不在，所以触处皆春；再加上他“性命自得”的通达境界，远大的“器识”和越来越深刻地对人生的反思，最终觉醒为主体“性”的高扬，于是他的文风便不但有“万斛泉源，随地涌出”的挥洒之妙，并且能以理性的思致为其精神，一步步脱落华饰，现出气骨。从欧阳修的“至理”到苏轼的“自然之全”，“文以载道”的内涵不断丰富，不仅推动了对宇宙、人生、历史的理性思考，也促进了文学风格向更加自由、深邃的方向发展。

　　“文以载道”并非压抑文学的情感表达，而是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寻求平衡，秦观的“词心”正是这一张力的典型例证。朱刚教授认为，“‘词心’是宋人损之又损而不能化解的块垒，是人生的非理性之冲动的最后浓缩处”。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宋代文学中理性与感性的复杂关系。作者进一步分析道：“‘词心’对于秦观，既是痛苦的渊薮，却又因其浓重、执着，也成了他的生命力所在。”这一辩证分析深化了我们对宋词审美特质的理解。秦观的词作证明，即使在理性高扬的时代，文学仍为人性的幽微与情感的挣扎保留了空间，这正是“文以载道”传统的包容性与丰富性所在。

　　“文以载道”不仅是文学创作的准则，更深刻影响了士人的政治抉择与人格塑造，苏轼的“大节观”正是其道学理论在现实中的践行。朱刚教授从苏轼的文章中提炼出作为“自然之总名”的“道”，并精辟地论证了其与政治抉择的内在联系：“从作为自然全体之总名的‘道’到‘天下之大节’，是有逻辑联系的，即从‘全’上推出‘大’来。”这一分析揭示了苏轼道论与其政治实践的内在一致性。作者进一步引用黄庭坚的赞语：“计东坡之在天下，如太仓之一稊米。至于临大节而不可夺，则与天地相终始”。这一形象的比喻生动地展现了苏轼在“大节”问题上的坚定立场。由此可见，“文以载道”在士人实践中，既是对文学的要求，也是对人格的锤炼，是思想与行动的高度统一。

　　本书的学术价值与独特魅力体现在多个层面，堪称一部兼具深度与广度的典范之作。第一，作为“文津图书奖”获奖者朱刚教授的经典再版，本书通过柳宗元、韩愈、欧阳修、苏轼的道学传承，系统折射了中晚唐古文运动与北宋诗词革新运动的精神脉络，重现了士大夫精神的内核。第二，全书以文学与哲学对读的方法，深入探讨了“文以载道”这一历史命题，展现出深厚的学理基础与跨学科视野。第三，作者通过四大家的个案研究，生动刻画了他们作为文学家、哲学家与政治家的立体面相，使读者得以窥见唐宋士人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第四，文献考辨功力深厚，依据《全唐文》《四库全书》等大量原始材料，补正前人研究之不足，展现出严谨的学术态度。第五，全书结构精巧，逻辑严密，论述磅礴而优雅，既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又不乏灵感的闪现，读来令人酣畅淋漓。这些特点使本书不仅成为专业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也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了深入理解唐宋文学与思想的经典读本。

　　总之，《文以载道：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是一部立足于深厚学术积淀，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杰出著作。朱刚教授以其独特的视角与缜密的论述，不仅重新诠释了“文以载道”的内涵，也为我们理解唐宋士人的精神世界与文学传统提供了新的路径。本书的再版，不仅是对经典学术成果的传承，更是对当代读者思想视野的拓展。在浮躁的学术环境中，这样一部沉潜深厚、充满理性光辉的著作，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学术研究，始终是对真理的追寻与对人文精神的坚守。（郑从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