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易扬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其代表作《伊斯坦布尔》的扉页上留有一句脍炙人口的题记：“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奥斯曼帝国500余年的文明兴衰，汇聚成一股挥之不去的“呼愁”，笼罩在帕慕克的几乎每部作品之上；无独有偶，同为历史古都的北京、南京、杭州，也将它们独一无二的城市秉性深植于形色众生的血脉，锻造出千行百业鲜明各异的思维气质。

　　北京的文人

　　生于南方、客居北方，学者季剑青在教书育人之余的写作，基本上都没有离开过他脚下的那片北方土地。在以民国北京的大学教育、文学生产、历史记忆、饮食文化为主题创作了多本专著后，季剑青新近又出版了《京华斯人：民国北京的文人与学者》一书——新辟的文人学者题材，丰富了季剑青“民国北京书写”的内涵。

　　在《京华斯人》的自序中，季剑青开宗明义，先陈述了自己眼中的北京风貌，这里“自有一种雍容阔大的格局，然而这种‘帝都’气象却又与某种平民气质奇妙地融为一体”；紧接着，又介绍了自己钟情的北京格调：“我喜欢的是北京的那种沉稳和大气，那种不雕饰的朴素。我喜欢他的烟火气，杂乱中蕴蓄着某种绵长的生命力。”“雍容阔大”及其背后的“宏大叙事”，自然是北京与生俱来的鲜明特征，但季剑青刻意将“斯人”这个极其强调个体的词语植入书名，更是昭示着他对民国北京文人特立独行风骨的赞许：他们虽然无法绝缘于风起云涌的“京华”叙事，但又全力维系着清醒独立的“斯人”立场。

　　同样“生于南方、客居北方”的张恨水，是季剑青在《京华斯人》中着墨最多的人物之一。天然的地缘关系，让季剑青和张恨水有了跨越百年的心灵契合。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中，张恨水是只写风花雪月的“通俗消遣作家”，但事实上，对于“都市的热闹繁华”，张恨水从来都不是无原则的“完全拥抱的态度”。季剑青以张恨水的早期作品《春明外史》为例，详细剖析了小说主人公杨杏园的这一立场。身为记者的杨杏园，出于探访趣闻秘事的职业需要，常常游走于北京南城的各类游艺场所，但他并非甘愿沉沦于龙蛇混杂的娱乐场，而是决意搬离南城的物质喧嚣，以跳离的态度来旁观这座风月场里的轻浮、虚伪和堕落。文人杨杏园很大程度上正是文人张恨水对现实的心理投射，杨杏园与现代物质文明若即若离的态度，又恰恰暗合了季剑青对张恨水的评价：“他有强烈的兴趣和好奇心去观察和了解北京的都市生活，但他又没有完全沉醉其中，而是时时投之以冷静反思的目光。”

　　《京华斯人》中还记叙了老舍、周作人、顾随、梁思成、张次溪等多位北京传统文人的轶事和作品。比如，剖析了老舍在《四世同堂》等作品中对民国北平守旧安稳的旧思想的批判，当《四世同堂》中的韵梅说出“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决不能忘了礼节”时，丈夫祁瑞宣不自觉地发出的唾弃以及“做了亡国奴还要庆寿”的驳斥，又何尝不是老舍本人风骨的复刻。又比如，撕掉了顾随的民国“旧文人”标签，并将其从单一的“学者”身份中抽离出来，一步步地铺陈出他在诗词、小说等多文体创作中熠熠生辉的新思想、新观念，而顾随对独立个性的追求，又何尝不是季剑青意欲贯穿《京华斯人》的主线。

　　南京的食客

　　“大萝卜”是形容南京人最为耳熟能详的别名，南京作家叶兆言在散文《六朝人物与南京大萝卜》中，就曾对“大萝卜”这一称谓进行过分析，他认为“大萝卜”最典型的特征是“实心”，而“实心”所代表的正是南京人骨子里的“淳朴、热情和保守”。有趣的是，在叶兆言好友余斌所著的《南京味道》中，这些颇为典型的南京性格，全都在食客们的饮食偏好中得到了形象生动的折射。

　　论及“文学家中的美食家”，自古以来名头最大的算是苏轼，而影响最大的则当属“学院派”的袁枚。中年从官场退隐，袁枚在南京一住就是40年，早已是名副其实的“南京人”；晚年，袁枚以毕生心得创作《随园食单》，罗列326种菜肴烹饪技艺，可谓一部南京美食的“实操手册”。

　　余斌收录于《南京味道》的40余篇“吃货笔记”中，分量最重的就是《随园与〈随园食单〉》。余斌详述了南京人对《随园食单》的偏执：“前些年杭州人到广东推广杭菜，一大看点就是推出的一些菜品系自《随园食单》而来。南京人不服气，好像杭州人是拿了我们的本钱去做生意，继而要做真伪之辨，说那是胡来。”余斌的描述神情毕肖，画面感极强，南京人骨子里的淳朴也由此可见一斑。除此之外，余斌还以《随园食单》里各色菜肴的选料和烹饪为例，生动阐述了袁枚的饮食价值观，他排斥以烹饪为名义对牲畜施以酷刑，称“物为人用，使之死可也，使之求死不得不可也”，可谓是对“杀生不虐生”的生动践行；他排斥浪费食材，不厌其烦地举例提醒厨师“不必少取多弃”；亦以炖生敲等传统美食为反例，批判了对食材原味的破坏，称“制鳝为炭，殊不可解”，袁枚在烹饪中所提倡的“返璞归真”，又何尝不是另一维度的“淳朴”。

　　在《南京味道》的其他篇目中，余斌仍旧是“顾南京美食而言南京秉性”。在书中的《龙虾风暴》一文中，余斌详细叙述了南京人对盱眙龙虾的态度转变，既折射出南京人与生俱来的保守、谨慎，又展现了他们并行不悖的变通、开放。此外，《斩鸭子》《吃鸭及其他》等有关“鸭”的十篇短文，表面上书写的都是南京人的“吃鸭”热情，实则透视出他们始终充沛昂扬的生活态度。

　　杭州的商贾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现如今，当人们感慨于杭州这片热土竟集聚了阿里巴巴、吉利汽车、荣盛控股、网易网络等一大批如雷贯耳的民营企业，并且毫无争议地坐拥“全国民营经济第一城”的殊荣时，定然也认识到，是自古厚积的商业基础，缔造了杭州人的善贾基因；是杭州“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精神”“勇于创新、追求自由的精神内核”（王旭烽语），从根本上成就了杭州堪称辉煌的商业传奇。

　　籍贯宁波的吴晓波，自大学毕业后就定居杭州，其间当过新闻记者、财经作家，也做过出版商、投资人，除了一直和经济打交道，写过为数不少的财经书籍外，吴晓波还出版过一本看似不务正业的随笔集《人间杭州：我与一座城市的记忆》。大历史也是个人史，《人间杭州》以个人化的笔触拾掇了杭州5000多年建城史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悲欢也有离合、有从容亦有扼腕，但万宗归一，又无不发自杭州山水人文的朝夕浸染，源自杭州城市精神的血脉滋养。

　　山水人文中有商业传奇，城市精神中也有商业基因，《人间杭州》中的诸多文章就是对此生动的诠释。比如在《骚动的“不眠之城”》中，吴晓波用颇为形象的比喻，描绘了杭州抢抓直播产业风口、构建直播产业生态的鲜明成效，“如果你在湖滨银泰in77的上空丢一块石头，随便砸到一个‘网红’，都可能拥有50万粉丝”，透过杭州浓厚的新兴产业氛围，杭州人“勇于创新”的性格底色也展现无遗。又比如在《胡雪岩的败局之夜》中，吴晓波重现了胡雪岩联合江浙商人密谋打破洋人垄断生丝价格的会晤场景，虽然这场“中国近代商业史上第一场中外大商战”因时局变动而宣告倾覆，但胡雪岩对西方资本垄断的绝地反击，又何尝不是来自杭州“追求自由的精神内核”的驱动。

　　杭州人深信，是“鸡毛换糖”的代代传承，铸就了杭州诚信立商的精神根基。在《人间杭州》中，吴晓波没有大张旗鼓地赞誉杭州商人的诚信，但字里行间又无不深藏此意。胡庆余堂的末代学徒冯根生，在很多年以后仍然记着药房正堂上那块写着“戒欺”的大匾，并且“总觉得那块匾的上面站着一个很严厉的祖宗”（《“热来寻扇子，冷去对美人”》）；作为清朝难得的商业奇才，胡雪岩最典型的品质就是“注重诚信”，由他创办的阜康银号更是以“信用最好”才做成了钱庄寡头（《胡雪岩的败局之夜》）；出身巨富之家的张静江，28岁邂逅孙中山时，承诺“日后如果孙需要钱，可以拍电报给他”，“两年后，孙中山为发动广州起义筹钱，试着发了一封电报，居然真的收到了钱”（《西湖边的博览会》）。在《人间杭州》的开篇，吴晓波写道：“每一代人、无数的灵魂，都在它（城市）的肌肤上烙下印记。”的确，众生生息于此，都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成为城市气质密不可分的塑造者。（易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