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　唐

　　余华的小说《卢克明的偷偷一笑》逼出了一个追问：这种“混蛋”值不值得书写？

　　余华说恶棍有传奇性，但混蛋没有。这话很准，但还可以再推一步——恶棍的传奇性，恰恰来自他有一套颠倒的道德体系；混蛋没有这套体系，所以连传奇性也没有。恶棍对着圣贤去，混蛋对着规则去。恶棍邪到底，混蛋时而守规矩时而钻空子，他从不在善恶之间犹豫，善恶根本不是他的坐标系。实际上，余华在这本书里做的远不止给出“混蛋”的判断。他把我们日常里随处可见、但文学里很少认真端详的人，放到了小说的正中央。

　　然而，一个混蛋，凭什么占据一部小说的中心？

　　混蛋：规则的寄生者

　　博尔赫斯写过《恶棍列传》。余华现在要写的是“混蛋列传”。

　　“混蛋”与“恶棍”常被混为一谈，但两者相去甚远。恶棍有一套自己的道德体系，只不过跟主流相反。混蛋不一样，他没有自己的道德观，也不想颠覆什么。他只是游走在规则的缝隙里，像《伊索寓言》里的蝙蝠，既不是鸟也不是哺乳动物，但活得比鸟和哺乳动物都自在。恶棍是规则的反面，混蛋是规则的表面——他们贴着规则滑行，既不遵守也不反抗，只是找到每一条缝。在曹操、刘邦、朱元璋身上，我们能看到混蛋的影子，但又不完全一样。他们比规则走得更高，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规则。卢克明没有这种野心，他只是在规则的缝隙里滑行。

　　卢克明最精妙的地方在于：他遵守契约，也利用契约。桌面上的规则他遵守，桌面下的潜规则他也遵守，甚至遵守得更认真。

　　他在娱乐场所认识了劲哥，承接了劲哥的酒店装修业务。结束后，他问回扣的事，劲哥说了桌面下的规矩，但卢克明给了他一半的利润，远超过常规。这不是善良，也不是义气，而是对“桌面下契约”的尊重。两个人在规则之外建立了一套默契，卢克明守住了这套默契。这是他公司业务上台阶的起点，也是他和劲哥一生“友谊”的起点。虽然这两个人都非正派人士，友谊建立在利益交往——回扣、娱乐场所、包养婚外女性——的基础上，可谓沆瀣一气，但余华把它写得很认真，认真到让我们不舒服：原来友谊还可以这样建立，而且建立之后，它竟然就真的在那里。

　　房地产崩盘让卢克明的装修公司应收款高达五个亿，拖欠外包工程款项有一个亿。外包工程队的农民工在他公司大楼前拉横幅讨薪。一筹莫展之际，即将跑路的劲哥给他打了八千万的救济金。卢克明自己没有跑路，而是肩负起追欠款的重任。他打着“为农民工讨薪”的招牌夸奖自己：老子理直气壮。然而，最后他要裁掉十三个拿着高薪、早期跟随他的人。为省下赔偿金，他将他们约到洗浴中心，然后把他们举报了。而他听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看着昔日的同事们被带上警车，走上夜晚的街道。

　　这些行为单独拿出来，每一个都足够让我们断定卢克明是坏人。但放在一起，被余华用一种几乎是平淡的语气讲出来，我们得到的不是一个坏人，而是一个无法用“好”与“坏”来简单定义的人。他不是恶棍，恶棍会遭人恨，但混蛋我们恨不起来，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恨他哪一点。

　　契约是混蛋的生存方式。劲哥对应商业契约，妻子蓝英对应婚姻契约。公司破产时，卢克明的第一反应是将钱尽快分离，留给妻子。娱乐场所的人对他老婆说三道四，他就动手打了人。这些反应不是出于情感，而是出于契约的惯性——他遵守，但不忠诚；利用，但不破坏。妻子是契约，公司是契约，朋友是契约——他活在契约的网里，游刃有余。因为他对契约的理解比一般人更精确：契约保护的是利益，不是情感。他遵守契约，但他不傻。这就是混蛋和规则的关系，不是反抗，是寄生。混蛋不是一种身份，是一种对待规则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方式几乎隐形，直到他遇到缝隙。

　　这种人，余华笔下一直有。《活着》里的福贵，《兄弟》里的李光头。但在之前的作品里，混蛋的特质被淹没在时代的声音里。福贵是时代的幸存者，他的混蛋是苟活的智慧，不是一种对待规则的方式。他在赌博时输掉了家产，却以贫农的身份保住了性命；被抓去做壮丁，在战争中用皮影戏存活下来。那个时代太大了，个人的混蛋气质被碾成了尘土。李光头不一样。他是和平年代的混蛋，他有契约精神，但利用契约。商业上如此，男女关系也如此。他遵守，但也钻营。李光头属于野蛮生长的时代。当得知宋钢死去的消息，他的愤怒是真的。这个瞬间，余华让他从混蛋里探出一张人脸。

　　到了卢克明，余华也给了他一张人脸。蓝英怀孕时，他紧张、笨拙、关心，跟任何一个丈夫没有两样。但那张人脸只亮了一下，很快又暗下去——他仍然游走在婚姻契约之外，遵守，但不忠诚。余华这次没有让时代出场。时代不再替他解释什么，这个人自己浮出来——一种剥离了时代重量的混蛋，没有背景可以归因，也没有借口可以开脱。他始终在规则底下苟活，比福贵更轻盈，比李光头更从容。不是因为他更高明，而是因为他没有时代可以攀附，也没有时代可以背锅。他只剩下自己，和规则。这是一种更赤裸的寄生。

　　而这种在规则里寄生的人，最独特的表情，是笑。

　　偷着：没人看见的笑

　　混蛋在规则的缝隙里滑行，滑过去的时候，他笑了。近些年在网上，余华的幽默盖过了作品本身。以至于在这本书里，大家仍忍不住寻找那个会讲笑话的余华。只是，这本书里的笑话比较冷，甚至有些粗俗。我们翻看半天，发现根本找不到余华在网上那种水平的笑话。

　　然而，问题不在粗俗不粗俗，在不好笑。就像酒桌上有人爱讲下流笑话，举座大笑。但大家都心知肚明，那种笑是硬撑着的，是应酬的笑。笑话本身不好笑，但我们不笑，就假正经。卢克明这种人就是这样，他讲的笑话不好笑，但他不在乎好不好笑，他在乎的是他在讲。

　　小说里有一段情节，卢克明发现情人小漪跟她的男朋友躺在一起。他其实没那么愤怒，但不得不表演愤怒。演着演着，就真愤怒了。愤怒之下，他把那个男孩的衣服扔下楼，告诉他，楼下有服装店。结果，那个男孩却问，他能不能到楼下把自己的衣服捡回来穿上。这一段写得极准。我们看不出卢克明什么时候是真生气，什么时候是假生气，也自然看不出什么时候是真玩笑，什么时候只想过嘴瘾。他所有的情绪都是滑动的——愤怒滑进表演，表演滑进真实，真实又滑回敷衍。没有哪个瞬间是可以钉住的。这种人的情绪不是河流，是雾。我们知道它在，但我们抓不住它。

　　而“偷偷一笑”是雾散开后的一个瞬间。

　　卢克明这种人，在生活中往往是淫笑、狂笑、嚣张的笑——那是对人的，是表演给旁人看的。但“偷偷一笑”不同。它是向内冲着自己的，背着人，也背着规则。人在做，天在看，他偏偏在天的盲区里笑了一下。这里面有惬意，有侥幸，但核心是：他发现了规则的缝隙，然后从那条缝里溜过去了。这个笑不是对人的，是对规则本身的——规则拿他没办法。书里没怎么写卢克明笑的样子，但我们知道他在笑，在酒桌上笑，在宾馆里笑，在咒骂时笑。这些笑都不是“偷偷一笑”。反倒是最后，蓝英看电视节目时愤愤不平地说了一句“男人都是骗子”，他才偷偷一笑。

　　余华没有给出报应。公司垮了，但卢克明没那么惨，衣食无忧，甚至挺幸福。这很符合现实。用余华自己的话说：在生活里，混蛋们的生活，比我们大多数人过得都好。余华之所以能写出这种“混蛋”的真实，是因为他这次放弃了以往的叙事姿态。

　　退场：文学消失的位置

　　福贵沉，因为时代压着他。卢克明不沉，因为没人在压他——他本身就是那个在规则表面滑行的人。轻盈是他的气质，也是这本小说的代价。没有一个时代重压着，读者很容易直接滑向对卢克明的道德判断，反倒忽略了作者对人的存在状态的敏锐捕捉。

　　实际上，卢克明的轻盈还有另一层意味。它不只是人物的气质，也是余华这次选择的“不那么文学”的叙事姿态。他不写卢克明身上的传奇和悲剧，只写他身上那些进不了文学的东西——日常的粗俗、无聊、空虚，以及一种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的平庸。酒桌上的话、男女间没完没了的“透支”、不好笑但必须讲下去的笑话，这些不会变成金句，也不会变成泪点，也没有人会觉得好笑，但余华把它们放到了小说的正中央，不是作为人物的背景，而是作为人物本身。

　　卢克明和蓝英翻来覆去讨论“透支”的近三十页，妙处在于它的无聊。不是“刻意写无聊”的那种文学无聊，是真无聊——两个人没完没了地说着说着就滑过去了，像生活里真的会发生的那种对话。没有升华，没有反转，没有“透过这个我们看到……”

　　文学通常不会这样写人。然而，文学对美与丑、高尚与卑微、纯净与肮脏的书写，已经接近于程式化的表演。读者太熟悉那套处理痕迹了，粗粝有粗粝的写法，苦难有苦难的修辞，这些都是作者在有意识地做“文学处理”。这种“文学处理”让我们舒适和安心，也让文学的边界越来越厚。如果人人都讲故事，故事就会越来越无聊，于是，“不讲故事的人”就变得很重要。同样，如果人人都在追求“文学”书写，“不那么文学”的书写就变得难能可贵。

　　这不是余华第一次试探这种“不那么文学”的书写到底能走多远了。在《第七天》里，他就已经用新闻事件写小说——器官换iPhone、啃老族、暴力拆迁、鼠族……这些当时的社会热点，被直接写进杨飞的亡灵叙事。有人批评那是“新闻汇编”，不是文学。但实际上，余华在找一种不依赖宏大叙事也能写活的办法。只不过那一次，他还在场。他替那些被新闻碾过的人写，替杨飞写，他的判断和悲愤都在字里行间。

　　这一次他没有批判，没有嘲讽，没有血淋淋的呈现，不冷峻也不温情，不欢喜也不悲痛。这一次，他退到了我们看不见他的位置。他不再替任何人写，只是把这个人和他的笑放在规则里。“不那么文学”的意思，或许不只是写粗糙、写无聊，而是不再替读者做总结。作家退到足够远，远到写出来的东西既不是文学，也不是不文学，它只是“在那里”。卢克明可以无聊，可以无意义，可以不“代表”什么，因为没有人再替他赋予意义了。

　　文学的穷尽之处，不是题材——粗粝和精致都被写尽了。穷尽之处在于，作家要不要从那个“我在写”的位置上退下来。读完这本小说，我们会发现，余华退了，文学也消失了，只留下我们和卢克明。我们会厌恶卢克明，但我们躲不开他，而且还会忍不住去寻找、打量、拿身边的人对号入座。毕竟要找一个形象来概括我们时代某种典型的成功人士，还真没有比“混蛋”更准的了。

　　人在做，天在看。卢克明在天的盲区里偷偷一笑。那么，我们呢？（阿　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