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立峰

　　《我走不出我的黑夜》是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记录自己照顾失智母亲的文学作品。2023年，在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其引进到中文世界。对父母的书写，一直是安妮·埃尔诺的重要小说母题。如何面对亲人的衰老、病痛乃至死亡，是许多人一生要研习的课题，埃尔诺在这部作品中呈现出一份私人的心理历程。

　　对熟悉安妮·埃尔诺的读者而言，《我走不出我的黑夜》是一部特别的作品。其独特之处，不只在于它完全由私人日记编写而成，更在于这本书给读者的感受——这是一部充满情感的作品，不同于她此前书写父亲母亲时的“冷眼旁观”。

　　“冷眼”的写作策略

　　五岁时，埃尔诺随父母搬到伊沃托居住，父亲和母亲开了间兼营咖啡和杂货的店铺，埃尔诺也在那里度过了她的青春时光。伊沃托位于法国北部的诺曼底地区，是一座杂居着有钱人、劳工和农家的小城——这个小城太小了，以至于福楼拜都在作品里写到它，将伊沃托与君士坦丁堡相提并论，以论证“一切主题不分高下”。在伊沃托，父母亲的咖啡杂货店在富人区和平民区的交界处，不过，店里的主要客人，是相对贫穷的工人和普通企业职员，如埃尔诺所说，“住在别墅里的人从来不会光顾这里，除非一两个忘记在城市买一包糖或一升油的人”。后来，当阶级差异成为埃尔诺的文学主题，童年的咖啡杂货店及在店里忙碌的父母，成为其作品重要的书写对象。

　　埃尔诺的第一部小说《空衣橱》出版于1974年，但她真正找到一直坚守的写作方向，还是从1983年出版的第四部作品《一个男人的位置》开始。《一个男人的位置》便是一本写父亲的书。

　　这本书起始于父亲的葬礼。父亲去世前两个月，埃尔诺刚刚通过教师资格考试，进入了父母想让她从事的教师行业。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她从里昂市回到了伊沃托，看到正在擦拭眼泪的母亲，还有父亲的遗体。在接下来的写作中，埃尔诺回溯了父亲的一生，以生动的细节和细腻的笔触书写了父亲的“阶级生活”：这个做过农民、工人，后来成为咖啡杂货店店主的男人，努力工作来维持生活的体面，谨言慎行以隐藏自己的“阶级局限”。

　　在整本书中，埃尔诺都用平静、感情近乎“零度”的语言描写父亲的生活，以及父亲与自己的关系，文字中很少有对家人间亲昵细节的描写，也很少在笔端流露对父亲的情感，仿佛联结着作者与父亲的，仅仅是一条随时可能断开的线，和这些多少有些冰冷的文字。

　　几年后，埃尔诺又出版了讲述母亲的作品《一个女人的故事》，这本书中，埃尔诺述说了母亲青年时的浪漫理想及衰老后的脆弱感情，视角同样冷酷，文字也同样略显冷漠。

　　她是一名做生意的母亲。这个意思是说，她首先属于顾客，因为顾客“养活了我们”。她在接待顾客时绝对禁止别人打扰她。比如，“如果我想要绣花线，或是我想出去玩，我要在店铺与厨房之间的门口等着。如果她听到从我这里传过去的乱哄哄的声音，她就会突然冲过来，一言不发地给我几个巴掌，然后又回去照顾顾客了”。母亲有两副面孔，一副是面对顾客的，另一副是面对家人的。营业时间一到，她便登上舞台，面带微笑，用温柔和蔼的语气和顾客搭讪，谈论着那些诸如身体健康、孩子及花园等方面的话题。但待她回到厨房，她的微笑就消失了。她常常沉默不语，需要使尽浑身解数来扮演的集兴高采烈与苦不堪言于一身的角色把她折磨得精疲力竭。她认为那些顾客一旦发现别处的东西更便宜，就会从此不登她的店门。

　　埃尔诺从回忆中提取的细节，往往跟父亲母亲的“阶级生活”有关，并不以感情关系为选择的维度，而其书写的笔调也像是对陌生人的冷眼旁观。以至于后来在阅读其访谈文章时，我总会特别留意她对家庭感情的说法。

　　事实是，她对于父亲和母亲充满了感情。在访谈中，埃尔诺会温柔地忆起父亲“温和”的性格，“当我生病的时候，他经常给我读书，给我讲《莉赛特》的故事。是他骑自行车送我上学，然后来接我放学”。而写作《一个男人的位置》《一个女人的故事》的同时期，埃尔诺的母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十年后，当回忆起当时在纸片上的记录，埃尔诺动情地写道：“我要竭尽全力去写她，她说过的话，她的身体，和我离得越来越近……在这个地方，每时每刻，到处，都有母亲的身影。”

　　“冷眼”的问题不在于感情。对埃尔诺来说，“冷眼”更多是一种写作技术的选择。

　　在《一个男人的位置》之前，埃尔诺出版的三部作品都是小说，当她开始下笔书写父亲时，埃尔诺同样选用了小说的形式。但当她写到100页左右，却再也不能下笔——埃尔诺难以在小说中塑造“真实”的父亲，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是一个来自平民阶层的叙述者……我不可能选择小说的形式，小说的体裁会让我父亲的真实存在变得不真实。”在埃尔诺看来，精雕细琢的小说是“统治者”的语言，也是“知识精英”的语言，身份低微的父亲一直活在“被统治者的世界”，要写出一个“真实”的父亲，“唯一的方式就是通过具体的细节、通过我听到的话语来重建有关这一生的现实”。

　　为此，埃尔诺探索出了她称之为“平白行文”的写作方式——将自传式的内容、不加修饰的口语化语言及节制情感的叙事风格一股脑融入到创作之中。为了真实再现父母的生活和阶级处境，埃尔诺抛弃了小说的写作，并在其自传体创作中交出自己的真实记忆，如其宣称的，她的作品中“一切细节都经得起核实”。在语言上，她将口语表达及“父母使用的阶级语言”、伊沃托当地的方言土语融入写作中，使其成为作品的叙述语言。与此同时，埃尔诺也在文本中隐藏了自己，不介入往事，也不流露感情，只让往事本身呈现意义——一种与罗兰·巴特“零度写作”部分相似的哲学。

　　这样的“平白行文”，让埃尔诺搁置了她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资本，只身回到往事中间，回到记忆中的父母中间，以平和、不掺入情绪的心态去观察他们，书写他们，在埃尔诺看来，这样的书写方式是更有力量的。

　　当然，这样的写作也会给读者带来“冷漠感”。埃尔诺也曾为她“冷眼旁观”式的书写辩护：“可以用感人的、委婉的和暗示的方式提及父母的死亡和疾病，可以用大众赞歌一般的方式谈论平民文化，可以用抒情的方式谈论激情，等等。这些都有人做过了，重复这些也不会有什么危险。然而，为了‘处理我的题材’，我寻找最公正的方式，寻找最符合我所感受到的东西的方式，为此，我越发频繁地寻找新形式，尤其是从《一个男人的位置》开始。”

　　“抒情”的在场

　　翻开《我走不出我的黑夜》，总会让人产生一种不一样的阅读体验。埃尔诺的抒情，甚至让人几欲落泪。自从母亲患病住进埃尔诺的家里，埃尔诺见证了母亲患病之初的“疯疯癫癫”，这让她万分痛苦。几个月后，母亲住进医院，埃尔诺不定期地去看望她。有时候去得勤，“她以为我来接她，她要离开这里”，有时候长时间不能去看她，埃尔诺也会感觉到，“我的母亲，她的力量，她的焦虑一直都在”。慢慢地，埃尔诺发现母亲正在走向死亡。直至母亲去世后许久，埃尔诺仍然处于痛苦之中：“一觉醒来，我‘知道’母亲已经死了。每天早上我都从她的死亡中挣扎起来。”

　　就是这样，《我走不出我的黑夜》记录了母亲从患病到死亡既迅速又缓慢的历程，细读这本书，好像在一分一秒地观看一朵盛开的鲜花慢慢凋零，没有人不会为之感到痛苦。

　　埃尔诺饱满的情感流露，部分地背离了她的“平白行文”哲学——这当然与原文本的“日记”身份有很大的关系：“日记”既为文本许诺了事件的真实性，又以“我”的讲述口吻还原了情感的“在场感”，自然更能让读者体会到作者充沛的感情。

　　这与埃尔诺的写作视角和叙述方式有关。一方面，《一个男人的位置》和《一个女人的故事》是将父母的阶级生活与社会结构相连，而《我走不出我的黑夜》中，母亲的苦难是直接与“我”相连的——“我”是其衰老和死亡的见证者，也是最攸关的当事人，无法再以一个“他者”视角去旁观；另一方面，不同于其他作品比较宽广的时间长度，《我走不出我的黑夜》仅仅聚焦一个事情——母亲的病，文本中充盈着各式各样的细节，而对于这些细节的描写，也因书写对象的集中而有了连续性和互文性，整篇作品因此充满了情感张力。

　　如果说埃尔诺的“冷眼”有着一种社会批判的激情，她的“抒情”，则让人看到了其作为女儿的柔情一面。两面的埃尔诺都有着她独特的魅力。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