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辉波

　　每个时代，都在不断制造新的概念。今天，我们早已熟悉“小镇做题家”“留守儿童”“寒门学子”这样的名词。它们帮助我们迅速辨认一种群体，也帮助社会更有效地理解现实。这种概念的抽象，把无数不同的人归入了同一种叙述。

　　于是，我们越来越容易谈论某种群体，却越来越少想起一个个具体的人。

《我从小镇来》，王璐琪著，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6年6月

　　把抽象的“概念”写成具体的“人”

　　第一次读王璐琪的儿童小说《我从小镇来》，我几乎也是沿着这样的路径进入作品的。刘长明、贺兰、马红河三个孩子，来自被叫作“高考工厂”的陵坦镇中学。那里没有捷径，也没有“主角光环”。他们只能在日复一日的低头书写中，为自己悄悄种下一个够得着的远方。

　　读完这本书，我想到的是高考、教育，是城乡差异、阶层流动，也是这些年不断出现在公共舆论中的“小镇青年”。它们构成了小说的重要现实背景，也构成了许多人理解这部作品的方式。可是，当小说读完以后，让我难忘的是一个一顿要吃三碗米饭的少年，却因为婶子好心给他碗底放了个咸鸭蛋黄而换了一家饭馆。如果换一种写法，作者完全可以告诉我们：“刘长明自尊心极强。”一句话，人物便完成了。可是，王璐琪并没有这样做。社会学总希望解释一个人为什么如此，它需要概括；文学却愿意先安静地注视一个人怎样生活。因为，一个动作有时候比一个概念更诚实。

　　刘长明冬天穿着露出脚踝的旧鞋，脚趾因为长期挤压而变形。班主任送来一双加棉的运动鞋，他没有立刻穿上，而是先把旧鞋悄悄藏起来，不愿意让老师看见。父亲出事，他一度动了偷钱的念头。从那以后，他总觉得袖口沾满了羊毛，于是一遍又一遍地拍打自己的衣袖。小说没有写他的自卑和良知的挣扎，只是从侧面写了这些微小的细节。

　　《我从小镇来》真正可贵之处，并不在于它给出了一套关于高考的解读，而在于它始终克制着不去给人物下定义。人永远比概念复杂，也远比各类解释更加丰富。这些细碎的行为，比任何标签都更贴近一个人的本真。

　　我很喜欢《我从小镇来》的写法，作家始终克制替人物解释自己的冲动：当一个孩子变得沉默，我们下意识地会寻找他的成长经历；当一个少年表现得敏感，我们会想要分析他的家庭环境。解释当然重要，它帮助我们理解世界。可是，文学有时候愿意停在解释之前。相信人物能够自己说话，也相信读者能够自己理解，这恰是作家最大的克制与信任。《我从小镇来》虽然讨论的是高考，是城乡之间巨大的落差，是家境贫寒的少男少女如何成长，却始终没有变成一本关于这些问题的“说明书”。因为作者真正关心的是具体的、血肉丰满的人。

　　我想起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曾在《人的境况》中谈及关于“Who”与“What”的区分。现代社会越来越擅长回答一个人“是什么”：学生、教师、贫困生、留守儿童。这些身份帮助社会管理，也帮助公共讨论迅速建立起共同语言。可是，它们终究回答不了另一个问题：他是谁？阿伦特曾经提醒我们，一个人是“谁”，并不能由身份决定，只能在他的行动、选择和故事中慢慢显现。

　　《我从小镇来》中的重要细节，都在回答一个人“是谁”的问题：刘长明从来不等同于“贫困生”这个标签，他是会为了一枚鸭蛋黄调换座位吃饭的少年，是会把旧鞋悄悄藏起来的人，也是反复拍打袖口，最终站在拘留所外喊出“我走”的人。贺兰也不是“高考移民”，而是一个喜欢读书、喜欢篮球，也不断寻找自己位置的少年。马红河不是“寒门女孩”，小说写了那口“补铁”用的大铁锅，写了她在下冰雹时冲向母亲的馄饨摊，写她剪掉长发陪妹妹顶着蘑菇头，是这些细节，一点一点地组成了她。

　　文学不反对概念，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当概念代替了一个人的时候，文学便开始沉默了。王璐琪始终在做另一件事情，她不断让概念停下来，让一个个具体的人，慢慢走到我们面前。

　　文学守护的，是不可替代的人

　　与其说《我从小镇来》的可贵之处在于塑造了令人难忘的人物群像，不如说，作品没有让人物退回到概念里。他们的生命，已经摆脱了标签，重新拥有了自己的重量。于是，我们不再说贫困生、高考移民、寒门女孩，当一个个名字出现的时候，一个个人也就鲜活起来了。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认为，人的身份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事实，而是在讲述中不断形成的。真正让他们成为自己的，是那些无可替代、无法复制的人生经历。文学讲述的不只是一种命运，而是这一种命运，为什么只属于这个人。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关于“注意”（attention）的看法。她认为，真正的“注意”，不是居高临下地理解别人，而是把自己的目光安静地停留在另一个生命身上，让对方按照自己的样子慢慢显现。过去，我更多地把它理解成一种伦理学；今天，我更愿意把它理解成一种文学。小说家为什么总要写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为什么总要停留在一句没有说完的话、一个细微的动作、一段漫长的沉默？因为真正的书写，并不急于概括一个人，而是愿意陪伴一个人，陪他沉默、迟疑、犯错，也让他慢慢成为自己。这种陪伴，是文学最大的善意。

　　《我从小镇来》抵抗的不仅是贫穷、城乡差异和教育的不平等，它真正抵抗的是另一种更容易被忽略的东西：遗忘。不是记忆中的遗忘，而是概念造成的遗忘——当一个人被贴上标签的时候，他身上的无数细节就会随之消失。文学让我们重新记住，每一个统计数字里面，都藏着一段无法复制的人生。希望每一个概念，都能够重新回到一个人的故事。也只有在那里，一个人的名字，才真正拥有意义。

　　《我从小镇来》没有否认现实。小说里的高考压力、城乡差异、家庭困境，都是真实存在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物生活的背景，也塑造了人物必须面对的人生处境。小说没有回避时代，却始终把目光停留在人身上。这种写法，让我想起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真正的现实主义，不是不断扩大时代的声音，而是在时代最喧哗的时候，依然能够听见一个人的声音；不是不断强调社会结构如何塑造个人，而是在一切结构之中，仍然坚持一个人不可替代的存在。因此，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题材、一种立场，它首先是一种目光，一种始终愿意凝视具体生命的目光。

　　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祥林嫂之所以令人难忘，因为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阶层的命运，也因为鲁迅没有把他们写成“这一类人”。他们作为一个个具体的人存在，才能真正成为时代的典型。我认为，《我从小镇来》也延续了这样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作品没有创造惊心动魄的传奇，只是认真地陪伴几个少年长大。这些细小的瞬间，看似普通，却构成了一个人真正的生命纹理。

　　文学不会代替社会学解释世界，也不会代替新闻记录时代。它做的是另一件更缓慢也更艰难的事情。它不断把那些即将被概念覆盖的人，重新带回我们眼前。每个人的人生，都值得被完整地讲述。由此，“把名字还给他们”也获得了更深一层的意义。刘长明，一个来自西北的“逃兵”；贺兰，一个把自卑收进沉默里的复读学生；马红河，一个靠母亲一碗碗馄饨供养的女孩……他们的名字是一种称谓，也意味着不可被替代的独特性。文学守护的就是这些名字背后的面孔、声音与选择，是那些无法被统计、被归类，也无法被宏大叙事完全统摄的生命经验。

　　这是《我从小镇来》留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文学留给我们的启示。

　　（作者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