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诗宇

　　近年来，乡村振兴是小说创作的热门主题，但其中优秀作品的数量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多，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文学批评界也一直在思考相关问题，期待能找到“破局”之道。

　　相关题材的影视创作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启示。即便现在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大文学观之重要，但真正能在创作和研究层面打通文学与影视等不同艺术形式之间观念壁垒的尝试还不够多。或者说，尝试踏足影视的作家、学者不少，但能反过身来给文学界带来影视领域想法和经验的人还不够多。

　　从这个角度看，张继和他入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长篇小说《喜上眉梢》具有较为特殊的意义。

《喜上眉梢》，张继著，作家出版社，2025年11月

　　“乡村”与“喜剧”

　　张继在20世纪90年代至世纪之交，已经创作出了《村长与鱼》《去城里受苦吧》等一批文学作品。但他不仅是作家，其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编剧。

　　张继的《村长与鱼》在1997年被改编为电影《惹事生非》，一年后被赵本山看到。1999年，赵本山主演、张继等编剧的电影《男妇女主任》上映后，一举斩获华表奖、百花奖等多项大奖。从此，张继与赵本山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合作，为乡村题材叙事艺术贡献出一批优秀作品。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现当代小说史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乡土文学史。从鲁迅、茅盾、老舍到赵树理、孙犁、周立波、柳青，再到路遥、陈忠实、莫言，这些重要作家的创作都与乡村有着难以分割的关系。然而到了张继与赵本山合作的这段时间，情况却在发生变化。文学领域的乡村叙事走向“挽歌化”，城市叙事开始在“60后”“70后”作家笔下崛起。影视领域情况也近似，相比同时期的《泰坦尼克号》（1998）等好莱坞电影，《不见不散》（1998）等城市喜剧兴起。《男妇女主任》等乡村题材虽然能得到主流奖项的认可，但在院线、票房的层面上明显缺乏竞争力。那一时期乡村在文化层面的境遇，和其在社会、经济层面遇到的挑战是同构的。从这个角度看，张继与赵本山，文学界与曲艺、影视界围绕乡村题材的合作与“转败为胜”，就显得格外有研究的价值。

　　2006年赵本山等主演、张继编剧的电视剧《乡村爱情》开播。这一“现象级”的作品系列由此开启。如果说在90年代末，乡村题材在大众文化领域还无法与根源于城市的作品抗衡，那么到了2014年，乡村系列第七部作品《乡村爱情圆舞曲》在网络观看量上超过当时的热播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则意味着由赵本山和张继等创作者联袂开发出的表达范式，真正经受住了现代化、世界化与市场化、网络化的挑战。

　　这种范式是什么？——不是“乡村”与“爱情”的组合，而是“乡村”与“喜剧”的结合。

　　“喜剧”型人物形象

　　张继的这部《喜上眉梢》原名《驴的喜剧》，讲的是由一头驴、几家人的意外、巧合组成的喜剧故事。小桥村村民马广田和王有才是死对头，马广田的儿子马六甲与王有才的女儿王小花却是恋人。在欢喜冤家的背景下，一头驴的生与死串联起小桥村建设养殖场、肉食加工厂，以短视频新媒体宣传文旅的乡村振兴之路。

　　看上去很常规的乡村故事，被张继写出了不一样的味道，其关键在于小说以喜剧甚至闹剧的形式，塑造了马广田、王有才、何大炮、姚瘸子等形象。这些形象可以说是浑身“缺点”，比如马广田经常去儿子工作的单位门口撒泼，只为让儿子满足自己的无理要求；动辄在电话里唠叨辱骂儿子长达数小时，想到可以要挟、拿捏儿子的话还会得意地哈哈笑。这种形象让人又恨又无奈，但滑稽、作茧自缚的样子偏偏极为吸引眼球。这些“60后”“70后”形象身上，很明显有谢广坤、刘能、赵四的影子——那是张继在《乡村爱情》中和唐鉴军、王小利等东北演员共同塑造出的精彩形象，他们共同支撑着今天的乡村故事。

　　这种让人又笑又恨的形象在乡村叙事中占据重要地位，有其历史逻辑与现实原因。与鲁迅同时代的乡土文学作家们早就意识到，站在启蒙立场上对乡村展开批判，与幽默的效果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而赵树理大概是较早用大量作品印证这一点的作家。三仙姑、二诸葛、小腿疼、吃不饱，那些诙谐的“中间人物”相比小二黑等正面人物，有着更长久的艺术生命。

　　到了十七年文学阶段，乡村叙事的政治功能格外凸显，作家不仅是在描写与呈现乡村的现实，更是在论证与预言乡村的未来。柳青在《创业史》中塑造梁生宝这种“新人”形象，其中大概蕴含着这样的想法——如果人人都像梁生宝一样，乡村的集体经济道路就走通了。然而在现实主义的基调上，小说必须用极具现实感的配角来衬托超现实的主角，尤其是像“蛤蟆滩三大能人”这样的反面人物。

　　从柳青开始，除非像路遥那样让农民从乡村走进城市，否则只要是作家想写一个在地化的、现实感强烈的“新人”故事，就注定要投入比塑造“新人”更多的巧思去塑造“旧人”或“坏人”。只有后者立住了，前者才有可能被信赖。

　　文学如此，影视也是一样。比如在由赵本山等主演、何庆魁等编剧的电视剧《刘老根》（2002）中，农民企业家形象得以成立的关键之一就在于冯乡长、胡科长这些“坏人”塑造得足够精彩。

　　然而时代在发展，乡村在变化，这种模式难以一成不变地持续下去。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故事里，不太可能再出现一个坏事做尽的胡科长，但乡村“新人”们的故事还要讲下去，怎么办？

　　传统文学习惯塑造苦情的基层干部形象，绝大多数在读者层面属于“吃力不讨好”。影视界则走另一条路——让政治、经济层面的“坏人”悄然退场，再让世情、伦理层面的“坏人”粉墨登场。当观众代入街坊邻里的视角，被这些小丑型人物的鼠目寸光、反复无常逗笑，正面人物的故事也就一并被接受了。这就是《乡村爱情》中谢广坤、刘能、赵四发挥的作用，他们“外插花”“洒狗血”，才托住了子一辈如谢永强、王小蒙等人的乡村振兴故事。《喜上眉梢》中的马广田、王有才也是一样，用自己充满喜感的“表演”撑住了马六甲、王小花等后辈的“创业史”。

　　“喜剧”的现实感

　　从五四新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到新时期文学，乡村叙事经历了“悲剧”“正剧”的阶段，“喜剧”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阶段？且不说历史与艺术规律，近年来随处可见的喜剧综艺、脱口秀，或许正说明这是个渴望“笑”的时代，乡村振兴作为时代的主旋律，很可能也需要融入“喜剧”这种艺术表现形式。

　　“乡村”与“喜剧”的结合并非无懈可击的“版本答案”，其中也还蕴藏着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喜上眉梢》享受了马广田这种喜剧人物带来的便利，就要消解其“副作用”，比如父辈性格在子辈身上的延续问题。

　　任何现实家庭中父母的性格都可能以不同形式延续到子辈的身上。当年《创业史》在处理两代人的断裂时，有意将梁生宝写成梁三老汉的养子。但这种割断血缘关系的套路不可能每部作品都用，像马广田这样“可恨”的父亲，与马六甲这样“可爱”的孩子之间，需要一种合理、自然的转换。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性，即将马广田身上的自私自利、撒泼打滚、不顾颜面、喜怒无常等传统意义上的负面性格，艺术性地转化成马六甲这一代人在经营现代化企业时需要的品质？虽然《喜上眉梢》没有写到这些，但阅读的过程中我会幻想，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抱负的马广田，是否会成为生意场上极为难缠的对手？进而在利益和资本的博弈中，他是否也能像面对乡邻或家庭那样占尽便宜、无往不利？这种转换如果处理得当，可能会相当精彩，新的美学和风尚也可能因此出现。

　　到时候马广田便不再是马广田，马六甲等新一代农村创业者的面貌也将更加真实可信。目前似乎还没有乡村题材创作这样写，我期待张继及更多的创作者能在这方面作出尝试。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发展研究处副处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