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　勇

　　天安门，是几代中国人记忆里的光，是童声里那句“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所以，当看到一本给6至9岁孩子看的图画书名叫《我爱北京天安门》时，我没有把它只当成少儿读物，而是从符号学、国家文化形象、文明传承与儿童美育交汇的角度，翻开这本书。读完之后，我心里有一个感受：这是一本可以让世界儿童循着一个家族、一座城楼、一群工匠的历史，读懂中国的书。

　　很多孩子提到天安门，第一反应不是“谁建的”“为什么在这儿”“它怎么走过了六百年”而是“课本上有”“妈妈带我去过”“歌里唱过”。参与文化交流，要首先找到“共识入口”。《我爱北京天安门》本就是人人熟悉的儿童歌谣，三四岁的孩子会唱，五十岁的大人也会唱。作者朱墨把它用作书名，不是偷懒，而是知道“共鸣点”在哪里。从书名上看，一本书借着一首歌，就把童年记忆、家国意象连通了。

　　书中，六岁女孩蒯小月画了一幅天安门，爷爷翻开家传的剪贴簿告诉小月，家族的先祖蒯祥是天安门的设计者，也是香山帮的杰出代表。“蒯祥”两个字，一下把宏大的地标和一个主人公熟悉的人名联系在一起；而“香山帮”三个字，又把紫禁城的红墙黄瓦拉进了苏州工匠的墨斗、刨花和运河风里。孩子一看就懂了：原来天安门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有人远行、有人算尺寸、有人扛木头、有人一代代修葺而传下来的。

　　这本书的结构设计独具特色。它不是“天安门百科全书”，不用年代表拉远同孩子的距离。它用了两条线——一条讲今天：小月和爷爷，剪贴簿，画笔，黄昏里的对话；一条讲历史：19岁的蒯祥，香山帮，大运河，北平工地，承天门。两条线一衔接，六百年就不再是冰冷的时间轴，而是一条活的脉络。承天门被雷击火烧过，被战火焚毁过，可建它的人、修它的人、守它的人的传承从来没断。小月最后把自己的画贴进剪贴簿，成为“香山帮的小传人”。

　　我们常说文化自信，文化自信首先需要把“我从哪儿来”讲清楚。这本书把三层关系安排得很稳妥——国，是天安门这样全体中国人共同的地标；家，是爷爷的剪贴簿、祖辈的墨线、苏州到北京的水路；“我”，是小月，她不是旁观者，她是续写本子的人，是下一代匠人。从“爱国家”到“爱自家的来路”，再到“我愿意接着干”，这是真正发自内心的自信与爱国。

　　如果只看文字，这本书是不错的童书，再看郁蓉创作的插画，它就会变成可张贴的中国当代艺术。

　　我研究当代艺术，也画油画、做雕塑、做装置，以《丝路金桥》作品对话中外观众，还做“每日一画”AI创作实验。我看一幅画，不只是看它像不像、好不好，更是看它能不能把本土符号转换成全世界都能读懂的视觉语言。

　　这是郁蓉插画的意义。她用中国剪纸、拼贴、民间装饰、传统纹样做底色，却一点都不显得老派过时。封面用红色、金色和蓝色撞色，有波普艺术的明快响亮，块面切割有极简主义的干净利落，线条里又带有涂鸦的随性、原始主义的质朴和抽象表现主义的张力。中国剪纸的率性奔放，被她融入了现当代艺术的表达之中。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内页和封面，剪下来装框，就是剪纸艺术品，就是当代水墨拼贴，就是中国审美走向国际的一份样本。屋脊小兽、门钉、华表、斗拱、运河帆影、民族服饰细节……这些不只是装饰，更是看得见的建筑课。直接讲“斗口制”“举折”“侧脚”这类古建知识，孩子很难听进去，但他们看了插画后会感知到：中国传统建筑是有生命力的，是红金交织的，是在对称里藏着热闹，在规整里透着灵动的。这正契合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要求：不是把故宫照片直接印到纸上，也不是把民谣简单配上插图，而是让剪纸长出当代特质，让传统纹样长出国际视野。

　　书里还有个设计特别懂孩子：每一页的历史场景里都藏着“小月”，小读者翻到每一页，需要先把“小月在哪儿”找出来。别小看这个动作，它改写了阅读的顺序——不再是“大人念，孩子听”，而是“孩子看、孩子找、孩子问，大人再讲”。观察走在了听讲前面，发现走在了记忆前面。等孩子找到小月，他已经站在明代工地、运河船头、承天门前，当了一回“参与者”。这在美育上是很高明的设计。因为给孩子讲中国建筑不能只堆砌名词，歇山、庑殿、重檐、须弥座……孩子读完就忘。可如果先让他在一幅拼贴里找人、找兽、找旗子、找苏州匠人的工具，他的眼睛就学会了“看结构”。

　　我做公共艺术，最在意“人会不会停下来看”。一本童书如果能做到“孩子愿意翻第二遍、第三遍”，它就是成功的空间艺术。页面就是广场，图画就是城楼，寻找就是建造，孩子不知不觉就做了蒯祥曾经做过的事：先看见整体，再安放细节。

　　《我爱北京天安门》已获得11个国家的同步出版意向。为什么这本书能走出国门？因为世界各国的儿童不一定懂“承天门”，但他们一定能读懂：“我爷爷告诉我，我们家有人参与建造过一座很了不起的建筑。”这是全人类共通的情感——祖先、手艺、城市、荣光。

　　我一直认为，中华文化“走出去”要处理好“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在这本图画书中，个性就是香山帮、蒯祥、紫禁城、红墙黄瓦；共性则是孩子、家族、远行、传承，以及对自身来路的认可与骄傲。郁蓉的插画本身就符合国际表达逻辑，朱墨的文字又像童谣一样朗朗上口，这种书不需要刻意“解释中国”，它先让外国孩子被故事打动，再自然地感受到中国美学。

　　从我的《丝路金桥》，到这本图画书，其实核心逻辑是一样的：用世界能理解的形式，承载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精神。

　　（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湖南省网络文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