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　彬

　　你听过民间戏班的戏吗？不是剧院里灯火通明的演出，而是旧仓库里6平方米的戏台、塑料杯充当道具、演一场挣几十块钱的那种。马宏杰用8年时间扎根武汉老汉口待拆迁街巷，其纪实作品《最后的江湖戏班》记录了吴正彬民间楚剧团由存续走向解体的全过程。作品直面民间草台戏班真实的江湖生态和艺人的生存困境，为我们重新审视活态非遗提供了一份充满烟火气的田野样本。书中，6平方米的简陋戏台上演着才子佳人的故事，戏台之下却是生存博弈、人情纠葛与时代挤压。它提醒我们，地方戏曲的活态传承，从来不只是唱腔、身段这些技艺，更是依托于特定人群、生存土壤和市井江湖规则的完整生活方式；当人的生存根基瓦解，技艺也就失去了存续的载体。

　　长久以来，谈及地方戏曲，大众往往聚焦于国营院团、获奖剧目、舞台展演，把“传承”简化为技艺保存、剧目复排，将民间艺人塑造成不计得失、心怀文化大义的守护者形象。但《最后的江湖戏班》打破了这种理想化滤镜。对戏班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唱戏首先是谋生手段，其次才是精神寄托与爱好。这个藏在待拆迁旧仓库里的楚剧戏班，每周仅演出一场，舞台狭小逼仄，道具简陋，甚至用一次性塑料杯代替戏中敬茶的瓷杯。演员报酬微薄，当家演员一场30元，龙套一场25元，主要收入来自观众打赏；班主吴正彬依照江湖行规抽成：赏钱1000元以上按三七分账，不足千元则按五五分账，并以此补贴乐师、服装、后台人员等开销。

　　这些艺人的构成十分复杂：杨艳红男扮旦角，没有正式工作单位，依靠低保度日，四处赶堂会唱戏以维持生计；老戏骨张学兰身怀技艺，却因历史变故而档案遗失，无法享受正式退休待遇；盲人乐手刘兴旺凭听觉完成整场伴奏，一场戏酬劳仅有二三十元；王正则、张敏等人有退休金，唱戏更多是晚年的精神消遣。他们的坚守是现实处境分化的结果：一部分艺人没有其他谋生技能，唱戏是活下去的依靠；对另一部分老人来说，唱戏是暮年的精神寄托。杨艳红热爱楚剧，却要奔波于红白喜事的堂会，甚至要承受江湖上看人脸色的生存压力；张学兰身怀楚剧技艺，却不得不在麻将桌旁坐镇，既是为排解寂寞，也是为帮女儿李富荣在戏班中规避倾轧。热爱与生存紧紧交织在一起，这才是基层艺人真实的生存样貌。

　　该书最有价值之处，在于还原了正在逐渐消失的民间戏班的江湖生态。人情、利益、辈分与博弈交织其中。这正是传统戏曲千百年来得以在民间流转的底层逻辑。班主吴正彬并非科班出身的楚剧演员，他更像一位戏曲经纪人，负责租赁场地、邀约演员、对接观众、统筹分配收益，维系整个班子的运转。戏班内部存在明确的等级秩序：台柱子演员拥有话语权，张学兰只要在场，就连强势的班主妻子叶秀文也不敢肆意妄为；跑龙套的底层配角则话语权微弱、收入微薄。观众打赏是这套江湖生态的核心。“抬角”旧俗延续至今：观众以赏钱表达对演员的认可，赏钱既是艺人的收入来源，也是其江湖声望的证明。

　　与此同时，人情矛盾无处不在。吴正彬与妻子叶秀文因财务分配和利益纠葛常年争吵，夫妻二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共同运营戏班；演员之间存在角色竞争，彼此猜忌提防，采访者到来时，有人缄口不言，有人暗中观察；艺人们既依赖吴正彬提供的唯一演出舞台，又对他的抽成和算计心怀不满。马宏杰没有做简单的善恶二元评判。正如张立宪在序言中所说，书中人物没有绝对的好人与坏人之分，他们被困在现实泥沼之中，人性的复杂得以充分呈现。戏班同时还是一个市井社交场，唱戏与人情往来混杂在一起，戏曲镶嵌于市民日常生活之中。这便是民间戏曲的本来面目：它诞生于江湖，生长于市井，与世俗利益和人情网络密不可分。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活态非遗的现实命题，《最后的江湖戏班》便具有了更深层面的学术思考价值。何谓“活态非遗”？非遗保护不只是把唱腔录下来、把戏服收进博物馆；所谓活态，意味着有活着的人去演，有活着的观众去看，有可以生存的社会土壤。而吴正彬戏班的消亡，恰恰呈现了这套生态系统层层崩塌的全过程。

　　首先是观众群体的萎缩。戏班的观众大多是年迈的老汉口市民。随着岁月流逝，老观众不断离世，年轻群体又被短视频、影视剧等新兴娱乐分流，台下看戏的人越来越少：鼎盛时座无虚席，后期往往只剩寥寥数位老人。没有新观众接续，戏曲便失去了现实土壤。其次是艺人的老龄化与断代。老一辈艺人逐渐凋零，年轻人又不愿进入收入微薄、地位低下的民间草台班子，技艺的口传心授由此断裂。第三是生存空间的瓦解。老汉口片区拆迁，戏班赖以生存的巷陌空间即将消失；班主吴正彬年老体衰，住进养老院，维系整个班子的纽带随之断裂，存续40余年的民间楚剧团就此彻底解体。最终，即便少数老人仍怀有对戏曲的热爱，却再也没有可供聚合、演出的舞台。

　　当然，《最后的江湖戏班》也让我们看到，民间戏曲并不会随着戏班解散而彻底消失。王正则开始在抖音直播唱戏，隔着屏幕吸引全国各地的观众；少数艺人依旧承接民间堂会演出，在婚丧民俗场景中延续艺术的生命。

　　马宏杰8年的记录，不仅是一份珍贵的传承叙事，更是一份冷静客观的田野档案。《最后的江湖戏班》提醒我们，活态非遗保护不能停留在浪漫化想象中，不能只盯着舞台展演，更要看见技艺背后活生生的人。民间戏曲从来不是脱离世俗的高雅艺术，它是江湖，是谋生，是人情，是普通市民的喜怒哀乐。技艺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水面之下，是艺人的生存保障、观众群体、市井空间和江湖规则共同构成的完整生态。

　　戏台终会落幕，但这些民间艺人的命运和民间戏班的江湖生态值得被看见、被记录，这正是这部纪实作品最重要的价值。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