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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名扬
批评何为?沈杏培新著《镜与针:新世纪文学论稿》以一对充满张力的意象“镜与针”给出了回答:镜之明澈,要求批评如实地映照时代文学的复杂面貌;针之锐利,则意味着批评应当刺破学术与文坛的积习。作者在后记中坦言,自己看重的一是问题,二是立场。在这两重力量的交织下,这部论著将批评实践提升为一种具有自觉方法论意识的学术思考,其抱负溢出了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骘,直指文学批评的伦理根基。

这部论稿的突出特色,在于将目光投向那些隐藏在具体批评活动背后的“元问题”。对“作者意图”这一聚讼不休的命题的考辨,集中体现了这一思辨品质。作者以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个案为切口展开论证:辨析莫言访谈中那些充满叙事策略的表达,揭示了作家声音本身的修辞性与不稳定性;追溯秦兆阳对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修改所引发的公案,呈现出编辑意志、文学规范与作家原初意图之间复杂的博弈关系;关注余华自述中那个关于创作转型的“漫长而可怕的梦”,展现作家如何以切身经验为文学史解释提供被忽略的精神动因。从这些个案出发,作者提炼出一个极具平衡感的看法——作为研究起点的作者意图。在他看来,作者意图既不应被奉为阐释的终点,也不应被轻率地视为可有可无的干扰项;它是研究者进入文本时不可或缺的参照,但若使用不当,也会沦为限制阐释自由的囚笼。这种出入于理论辨析与文本实证之间的运思方式,在全书中颇具代表性。
同样彰显方法论自觉的,是作者对当下学术生产中逻辑问题的集中反思。他将一种普遍存在的“强行关联”的研究症候归纳为三种形态:简单并举式的松散关联,其特点是缺少对内在作用机制的追问;虚假关联,即以主观臆断取代实证考辨;庸俗关联,指以机械的方式将复杂的文学品质归结为某种外来渊源或偶然性因素。这一归纳,是对学界习焉不察的“伪逻辑”的清醒反思。作者所强调的,无非是学术研究的基本纪律:关联研究必须以“有迹可循”为前提,论证的逻辑必须经得起推敲。这种对求真的守护,构成了全书方法论的基石。
如果说上述探讨偏重于批评的“方法”,那么对批评伦理的思考则体现了作者更为宏阔的视野。作者将目光投向批评史,在法国理论家蒂博代所论的“求疵的批评”传统中,为中国当代批评实践寻找精神资源。作者认为,“寻美”与“求疵”是文学批评不可偏废的两翼,两翼茁壮,方能齐飞。与此同时,作者也保持着一份清醒的自省:任何一种批评方法一旦过分强调排他性,便蕴含着自反的危险。当“求疵”成为唯一尺度时,它所打开的就不再是真相,而是另一种盲视。因此,他提出在审视研究对象时宜存一份“理解之同情”,怒批时怀一份商榷之平和。这种既擎“针”在手、又不忘以“镜”自照的批评伦理,使《镜与针:新世纪文学论稿》的论述在锋芒与温度之间获得了一种难得的平衡。
批评方法的建构最终要落实于对文学现场的有效介入。作者展现出一种独特的“诊断式”批评能力,穿过文本表层的叙事肌理,探入时代与个体精神状况的深处。他发现并阐释新世纪小说中“无用的善”与“盈余的恶”这一命题,彰显了一种将文本细读与哲学思辨熔于一炉的批评品格。沈杏培的批评视野同样贯穿着对文学形式本体的关注。他对新世纪长篇小说空间叙事的考察,提供了理解当代小说形式创新的独特视角。传统小说中,空间往往作为故事展开的背景与点缀,服膺于时间叙事与主题诉求。而作者注意到,在苏童、余华等人的作品中,空间正从叙事的幕后走向台前,成为制约人物命运、推动情节发展乃至生成核心意义的关键力量。这一发现,为理解当代小说提供了新的可能。
论稿所收录的一系列作家专论,也展现出作者扎实的文献功夫。书中呈现出的将文献考辨、文本细读与思想史追踪融为一体的治学方法,为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研究提供了值得重视的路径。
问题意识使这部论著始终保持着“及物”品格,不作凌空蹈虚之论;价值立场则使它的批评充满关怀,拒绝在是非面前含混。《镜与针:新世纪文学论稿》的学术旨归,在于呼唤一种更为健康、真诚的批评伦理,即让文学研究重获直面时代真问题、守护学术真精神的能力。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