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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如何在批判中前行

2018-01-19 09:45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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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诗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向以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希望诗人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崇高的理想,本着对汉语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切实做到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不断创作出温润心灵、启迪心智的伟大诗篇

中国新诗,如何在批判中前行

  “菡萏呀半开,/ 蜂蝶呀不许轻来;/ 绿水呀相伴,/ 清净呀不染尘埃……”诗人朱湘的《采莲曲》写得美丽轻盈,表现出对理想生活的向往。

  据悉,以“新思路・新诗路”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诗歌春晚即将举办,拟在北京设主会场,并在海内外设近百个分会场。中国新诗,今已走过了百年历程,因独特形式和创新精神而备受瞩目。新事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往往要经历一个摸索门径、曲折发展的过程。中国当代诗坛看似热闹、繁盛,为何好作品却寥寥无几?汉语新诗的肌体在茁壮成长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需要疗治的疾患,例如传统的割裂、清晰的疏离、复杂的误读、口水的泛滥、粗糙的态度、语言的渔叉、自媒体狂欢等。只有自觉反思扬弃,在批判中前行,中国新诗才能逐步向善向好。

  传统的割裂——所有的中国现当代诗人,尤其是当代诗人,都面临两个传统:一是欧美诗学传统,一是中国古典诗歌传统。那么,这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具体取决于诗人有无接受、超越这些璀璨传统的天赋和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诗人对传统产生了严重误解,习惯于将传统与现代性、先锋性割裂开来。我们应该明白,诗歌或艺术的现代性,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概念,而是一个不断变化和生成的概念。法国哲学家福柯在《何为启蒙》一文中,这样看待现代性:“我自问,人们是否能把现代性看作是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它既标志着属性也表现为一种使命。当然,它也有一点像希腊人叫做ethos(气质)的东西。”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认为,在每一个古代画家身上,都能体现出一种现代性。

  因此,广义地说,任何时代的诗歌与艺术,都有其现代性的一面。对于《诗经》传统来说,屈原的作品极具现代性;对于南朝宫体诗来说,张若虚就是现代的,甚至是个彻底的叛逆者;而陈子昂,则称得上初唐时期的现代诗人。诸如此类。

  俄罗斯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说,要创作一首优秀的诗作,须从成吨的语言矿藏里熔炼出诗句。这成吨的语言矿藏,只可能蕴藏于悠久辽阔的传统文化之中。在经历了欧化失语的痛苦与徘徊之后,我们要想写出无愧于时代和民族的中国好诗,只有回过头来,以全新的洞见和伟力,不断向祖传的绵延矿山勇敢掘金。除此之外,中国诗人们已别无选择。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永远是中国诗人一条不能割弃的脐带。

  清晰的疏离——作为对“朦胧”诗歌的一种反动,“清晰”概念的提出具有巨大的美学价值。清晰的表达,里面有着难以言传的精确性。为什么古埃及人会用羽毛来象征精确?因为只有羽毛这种微妙之物,才能称出灵魂的重量。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对清晰或精确的写作划定了三个原则:对要从事的工作有一个明确、周详的计划;诉诸清晰、敏锐、可记忆的视觉形象;语言尽可能准确,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表达微妙的思想和想象力。然而,当下的诗歌写作中,很多人故弄玄虚、不知所云,似乎谁写得越混乱越杂沓越高深,谁就越先锋越实验越厉害。再加上一些不负责任的批评家,以过度或自恋式解读的方式推波助澜,致使相当一部分诗人的写作,成为一种冗赘的语言废墟。

  清晰,绝不是浅陋或肤浅。清晰所呈现出来的清澈气质,是绚烂之极后的一种纯朴回归,它的力量和锋芒是隐藏起来的。曾有人问笔者:如果用一种东西来象征自己的诗歌,你会用什么呢?答曰:水中的刀锋。是的,水中的刀锋,一枚静静地存在于清澈之流中的淡蓝色的刀锋。它所表现出来的隐秘的力量甚至危险的光芒,正是笔者在诗歌中所要表达和闪现的。在不经意的某个时刻,它还可能划伤人们有些麻木的神经呢。

  清晰,更不等于苍白。清晰和生动,仿佛一枝双生花。梁宗岱在一九三一年写给徐志摩的信中说:“一首好诗最低限度要令我们感到作者的匠心,令我们惊佩他的艺术手腕。再上去便要令我们感到这首诗有存在的必要,是有需要而作的,无论是外界的压迫或激发,或是内心生活的成熟与充溢,就是令我们感到它的生命。再上去便是令我们感到它的生命而忘记了——我可以说埋没了——作者的匠心。如果拿花作比,第一种可以说是纸花;第二种是瓶花,是从作者心灵的树上折下来的;第三种却是一株元气浑全的生花,我们只看到它的枝叶在风中招展,它的颜色在太阳中辉耀,而看不出栽者的心机与手迹。这是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一切第一流的诗所必达的。它们是作者的灵指偶然从大宇宙的洪钟敲出来的一声逸响,圆融,浑含,永恒,超尘入化。”也只有这样生动的诗歌花朵,才能散发出清晰的诗意和芬芳。

  清晰的诗歌,也是简单的诗歌。很多时候,清晰简单的诗歌,反而能深入人心。虽然人们常将“大道若简”作为口头禅,但真正实践起来,却并不简单。笔者一直认为,要把诗歌写复杂并不难;要写简单且在简单中蕴深意,写出简单中的不简单,却是难之又难。

  复杂的误读——我们决不能因提倡清晰和简单的诗歌写作,而理所当然地抛弃复杂的诗歌。清晰简单是美,复杂壮丽也是美。如同上文提及的卡尔维诺,他既倡导清晰准确的文风,也崇尚复杂的写作:“不妨设想如果一部作品是从自我的外部构思的,从而使我们逃避个体自我的有限视角,不仅能进入像我们自己的自我那样的各种自我,而且能把语言赋予没有语言的东西,赋予栖息在槽沟边缘的鸟儿,赋予春天的树木和秋天的树木,赋予石头,赋予水泥,赋予塑料……结果将会怎样。”

  很多中国诗人,对复杂进行了误读:用食古不化的书袋,代替了生动鲜活的个体体验;或用食洋不化的技法,代替了敏锐犀利的洞察。窃以为,复杂的诗歌应该建立在宏大而清晰的知识背景之下,向心灵、想象和无尽时空纵深掘进,并从中孕育、剥离出璀璨的诗人之心与之思。正所谓,“以我观物,万物皆着我之色彩。”

  在这方面,百科诗派的持续深度写作,可资借鉴。百科诗派主要从事高信息密度史诗、长诗、大型系列组诗创作和从内容到体裁的实验。以学术、智性、涵容、洞察的先锋姿态,来实现“跨界——并界(兼容性)、交流——对流(互文性)、引导——引领(先知性)”。 他们在全球视野下所展开的跨语种、跨文化、跨生命形态的诗歌写作,为诗歌的复杂性提供了范本。

  另外,还有一种复杂:简单中的复杂。诚如钱钟书所说: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也如黄庭坚在《次韵文潜》中所表达的:“水清石见君所知,此是吾家秘密藏。”简单和复杂并不矛盾,它们有时甚至是事物的两面。一个诗人、民族或国度,要成为伟大的诗人、民族或国度,必须既有简单的诗歌,也有复杂的诗歌。如果李白仅有《静夜思》而没有《将进酒》《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又或者中国只有白居易而没有屈原、李贺、李商隐、杜甫,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还可以成立吗?同样,如果英语诗歌中,只有弗罗斯特或惠特曼,而没有艾略特、史蒂文斯、特德•休斯、狄兰•托马斯、艾米莉•狄金森,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复杂的诗并不等于晦涩的诗。

  口水的泛滥——笔者不反对口语诗,但坚决反对口水诗。从语言史或词汇史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口语与书面语之分。所有的书面语都来源于口语;几乎所有的口语,都有书面语的根源。在书写文字形成的早期,口语大于、多于书面语;随着文字的不断成熟和书写条件的便利,以记忆、传承与叠加见长的书面语,逐渐大于、多于口语。

  口语诗的本质是用充满生活气息的语言(包括方言)进行直面的、直接的、短刀相接的写作,剔除一切伪饰与矫情,返回诗歌和内心深处,从而达成天籁之音。口语和口水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生动的,极具表现力的,带着一种原生的力量;后者则是浮躁的,缺乏内核的,被庸常生活冲淡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前者像是沉香木,后者更像是随波逐流的浮材或散材。

  严格来讲,今天中国诗坛所强调的口语书写,更多的是一种口水话写作,一种段子式、日记体式、流水账式的写作。许多所谓的口语诗人,其实是口水诗人。他们自说自话、絮絮叨叨,裹挟着牢骚、新闻和粗口,一天可以吐出十几首甚至几十首——以口水话的唾沫构成的分行文字。这样随意、没有难度的写作,虽然极大地迎合了许多人的浮华写作欲望,消解了诗人与说话者的界限,却也极大地伤害了语言和诗歌本身!如果词汇量一直局限于简单交流所需的日常口语或口水话范围之内,那么汉语新诗或将日益瘦弱枯萎!

  一国一族的诗人及其诗歌作品,应该成为母语的发动机和心脏,肩负着不断拓展、丰富、创造语言文化空间的重任!只要想一想,但丁、歌德、维吉尔、莎士比亚、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等为自己的祖国和民族贡献了多少鲜活、珍贵的语言财富,我们今天的诗人可还有骄傲自大的资本?

  粗糙的态度——很多诗人,习惯将粗粝与粗糙混为一谈。事实上,粗粝是一种内在十分考究,表象显得朴素甚至荒芜,触之疼痛抚之刺痛的品质;粗糙是从内到外的粗俗、粗野、粗鄙。粗粝是经过艺术家精心选择和预设的,粗糙则是艺术家所不能容忍的。无论是由于疏怱还是才华不逮,粗糙永远是艺术的敌人。这种感觉,如同你看见一个美人,身着棉质或麻地的衣裳,她可能不施粉黛,却自有一番沉静的天生丽质令人感动。在她身上,有一分粗粝存在,却也是迷人的。但如果美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还有多少美感可言?

  对于一位雕刻大师来说,光滑与粗粝都是十分珍贵的语言,也是构成其作品的重要品质和手段。无论是古埃及、古希腊还是米开朗基罗或罗丹,我们都能在他们的鬼斧神工中看见这两种相辅相成的东西存在。巨匠在作品中留下斧凿的痕迹,留下木头或石头的纹理,留下诗歌蛮荒的、野性的痕迹,那是粗粝。而资质与学识均难副其实的匠人或诗人,在作品中处处露拙、露丑、露怯、露肘,留下零乱和破坏的痕迹,那就是粗糙。

  平时,笔者经常听到一些口语(水)诗人得意地宣称,自己从不修改诗稿,更不会锤炼字句。这种粗糙的态度,让“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圣杜甫,情何以堪!

  语言的渔叉——笔者再次想起卡尔维诺,他曾敏锐地指出:语言的瘟疫侵袭着人类使用语言的机能,表现为认识能力和相关性的丧失,表现为随意下笔、把全部表达方式推进为一种最平庸、最没有个性、最抽象的公式中去,去冲淡意义,挫钝表现力的锋芒,消灭词汇碰撞和新事物迸发出来的火花。卡尔维诺认为,这种瘟疫的根源首先来自于官僚机构的统一用词、传播媒介的千篇一律。

  政治及意识形态的瘟疫对于语言的强力入侵,极端的例子是纳粹德国时代。德国学者维克多•克莱普勒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书中,详细论述了纳粹对德语的伤害。作为杰出德语诗人的保罗•策兰,一生都在承受母语之痛。英国历史学家格伦伯格在《12年帝国》中打了一个极具表现力的比方:纳粹语言是“扎进(德国人)下意识软肌肉里的渔叉”。而渔叉是有倒刺的,一旦插进肉里,便难以拔除。语言学者徐贲说得好:那些带钩的渔叉插进了德国人的日常语言,也插进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由此形成的“常识”之中。

  反观今天的汉语,包括诗歌语言,难道没有这样的渔叉吗?希望勇敢的中国诗人,早日拔除那些看不见的致命渔叉,让汉语的肌体焕发生机,让每一个汉字绽放光彩。关于这点,笔者曾写过组诗来表达理想,例如《活的字》:那些汉字,本来就是活的,活在泥土活在灰烬,活在树木活在金属,活在电子活在死亡——“我们要做的/只是不断唤醒而已/还有很多的字/没有醒来”。

  自媒体狂欢——随着微博、微信、贴吧、论坛等自媒体平台的流行和普及,诗歌写作、发表、传播和交流变得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快捷。自媒体的发达,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国诗歌生态的固有格局,甚至具有重新洗牌的能量。

  在万众为新诗狂欢之际,在诗人们的热血沸腾、举手投足之间,一首诗或一篇评论就诞生了,就发布了,就传开了,甚至就流行了。无数的诗人以速成的方式,以压缩的方式,以火箭助推的方式,闪电般告别了,不,是跳过了、舍弃了文艺创作本应经历的失语期或黑暗期。一个个看似才华横溢却腹无诗书的诗人,无须粉墨,即刻闪亮登场,即刻成为大师。在这种喧嚣、浮躁的氛围中,“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推敲精神弥足珍贵。什么时候真正安静了,才有可能出现德艺双馨的大师。

  繁荣之下,潜藏瓦砾和灰烬。对此,我们要有理性的认识。忽然想起歌德的《流浪者之夜歌》,被梁宗岱誉为“德国抒情诗中最深沉最伟大之作”。“一切的峰顶/无声,/一切的树尖/全不见/丝儿风影。/小鸟们在林间梦深。/少待呵,俄顷/你快也安静”,读来意味深长、发人深思。从更深层次看,自媒体究竟为诗歌生态带来了哪些利弊,尚需时间检验,我们拭目以待。

  爱之愈深,苛之益严。自古以来,美刺是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今天,反观诗歌写作现象本身时,我们也应秉持这一传统。“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繁荣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希望诗人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崇高的理想,本着对汉语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切实做到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不断创作出温润心灵、启迪心智的伟大诗篇!(向以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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