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讯(记者贺梓秋)书院是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一种教育形式。其始于唐,兴于宋,至南宋时发展成熟,经元、明、清直至近代改制为学堂。在千年学脉的绵延赓续中,书院传承着教书育人、以文化人和传道授业、兼济天下的思想与精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书院重回读书人视野:传统书院逐步修复并开展活动,当代新建书院也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而不断涌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两者数量已达2000余所。如何让书院“活”在当下、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更大贡献,成为当今书院探索的重要方向。
11月24日-12月2日,由中央网信办指导的“文脉颂中华•书院@家国”网络传播活动,组织20余家媒体记者,先后探访了岳麓书院、石鼓书院、鹅湖书院、白鹿洞书院、问津书院、嵩阳书院等知名书院,一窥中国书院古为今用的探索与实践。
“文脉颂中华•书院@家国”网络传播活动在岳麓书院启动
“活的书院”与“岳麓模式”
在今日书院之热中,岳麓书院成为一个范例式的存在。其与教学科研相结合的文物保护、利用的模式,被称为“岳麓书院模式”。
岳麓书院,以山为名,自北宋以来办学不辍、英才辈出。自1901年清政府推行新政、改书院为学堂,岳麓书院也在两年后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发展为湖南大学,融入近代教育血脉。然而到上世纪40年代后,岳麓书院院宇渐废,环境和建筑遭到破坏,丧失了原有功能。
1979年,湖南省政府委托湖南大学,开始对岳麓书院进行修复管理。“我们的思路是,不仅要复原古代建筑,更要恢复传统书院的功能。”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说:“岳麓书院要把教育办学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文化传播功能也应当逐渐恢复。”
“一个活的书院”成为岳麓书院恢复发展的目标。
30余年,从“岳麓书院修复办公室”,到“岳麓书院研究室”,到“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最后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一步步聚集人才、开展研究、恢复教学。如今的岳麓书院,作为湖南大学的二级学院,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文物保护、社会服务四大事业的互相支撑、良性互动,让这座千年学府弦歌不绝,成为古老书院现代转型的典范。
图为岳麓书院。这座千年学府正在焕发出新的青春。
“惟楚有才”,今日旨归
经过上世纪的大力修复,岳麓书院现完整保存了包括正门、二门、讲堂、斋舍、御书楼、文庙等在内的古建筑群,收藏文物近2600件(套)。肖永明介绍,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岳麓书院把文物保护作为各项事业的基础,充分保护并利用文物。其中,旅游开放工作既是题中之义,也是发挥书院社会服务功能的重要方式。
“书院实体,包括建筑、碑刻、楹联、匾额及空间布局等,都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可以让人从多个层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直观、感性的认识。”
“本科时来岳麓书院玩,以为只是个有名的景点。”岳麓书院博士生赵伟说。在他后来准备报考中国思想文化史方向的研究生时,才知道“原来游客熙熙攘攘的岳麓书院也在办学”,且学科特色十分明显,这让他最终选择来到这里读书。
时至今日,岳麓书院现有专职教师近70人、学生300余人,下设历史学系、考古文博学习、哲学系,形成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格局。
在岳麓书院读书是什么样的体验?“红砖瓦墙、绿树环绕,带着古代书院远离尘世喧嚣的静谧。”赵伟说:“上课的桌椅也是古色古香的,但现代的多媒体教学设备也一应俱全。”
文庙大成殿后,竖着“教学区域 游客止步”的牌子,推门而入——明伦堂、崇圣祠和文昌阁,便是书院研究生上课的主要场所;文庙两庑也作为图书馆和自习室使用。书院的最高建筑御书楼,现存藏书6万余册,仅供书院教研人员及学生使用。“当你在人群中看到一两个怀里抱着书、行色匆匆的‘可疑人物’,一般就是书院学生了。”赵伟说。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不只是岳麓书院的旧时写照,更应该是今后努力的方向”。肖永明如此说。在培养人才方面,岳麓书院致力于充分发挥其接通传统与现代的优势,一方面从传统书院教育中吸取智慧、挖掘资源,另一方面立足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适应时代需求。
在培养人才方面,岳麓书院进行了本科生导师制等一系列探索。
传统书院教育提倡自由讲学、自由研讨,尊重学生禀赋和个性差异、注重因材施和道德品行培养,密切的师生关系带来的影响渗透到学生为学为人的方方面面。这在现代大学教育中多少有所缺失。基于这些思考,岳麓书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将传统书院的教育理念融入现代大学教育体制之中。
如,设立由学业导师、班导师、生活导师和学业兴趣导师构成的本科生导师制,促进师生交流,便于因材施教;强调“习礼育人”,通过“三祭三礼”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组织常态化、制度化的“讲会”和“读书会”,鼓励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切磋商讨、交流论辩……
由此,书院对学生的影响是耳濡目染的。“岳麓书院学规,我们每个人都耳熟能详。”赵伟说:“有意思的是,学规最后一句‘疑误定要力争’,成了我们开读书会、讨论会时经常引用的一句话。只要这句话蹦出来,就少不了一场争论。”
文人担当,“斯文在兹”
同时,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亦不可分割。千余年来,历代先贤在岳麓书院极深研几、创新儒学,不仅提升了儒学理论的思维高度,亦推进了中国学术的发展。
今天的岳麓书院也以发展相关高层次学术研究为要旨,从研究书院本身出发,逐渐扩展研究范围,在书院文化、湖湘文化、经史子学等领域取得了种种成就。现拥有中国历史研究所等10个科研机构,并获得多个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点项目,“大约占了湖南大学总成果的三分之一”。肖永明说。
图为岳麓书院屈子祠侧门,内为经学研究所,门上悬有“斯文在兹”匾额。
御书楼背后的屈子祠,白墙灰瓦,竹林冬翠,泉涧清幽,是做学问的好去处。东西厢房及二层均不对外开放,成为各研究所之所在。
“书院是我们独特的文化学术资源,必须充分地进行挖掘和发挥。”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说。他来到岳麓书院已30余年,人称“邓书院”,乃因其对书院学问研究之深。
他目前在做的,是对现存书院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这在他看来已是“迫在眉睫”之事。据初步统计,现存书院文献至少在1500种以上,散落各处,大量不为人知或损毁严重。近十几年来,虽然书院研究有日渐兴盛之势,但尚不够深入全面,也与目前所见书院文献资料并不丰富有关。
于是,他带领团队花费数年时间,前往全国各地及海外,搜集文献底本,以影印和点校的方式,整理了约1200种文献,同时对书院文献展开基础性研究,力图初步构建书院文献体系的框架,呈现书院文献的全貌,为今后学者们的研究提供方便。
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及其团队,整理了约1200种书院文献,目前已出版《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一辑(100本)。
“斯文在兹”,这不仅是古时学术高地的辉煌场面,也有当今学者与师生的心血凝结。岳麓书院现成为国内知名的学术研究与交流中心,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地标,为世人所瞩目。“在时代要求和社会期望下,我们也自觉承担起弘扬、传播、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肖永明介绍。
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岳麓书院便开展电视讲学节目“千年论坛”,后又陆续开设“明伦堂讲会”“岳麓书院讲坛”等公共活动;并抓住互联网机遇,面向全球打造“互联网+国学”传播平台;同时通过与政府部门、中小学开展合作研究与教学,举办“祭孔大典”等,多方位面向大众,普及传统文化……传道济民、经世致用、以文化人等先贤传统得以被重视、继承,也让古老书院焕发青春,为当代文化建设、中华文明复兴、民族精神家园构建作出独特贡献。
让传统书院重开“山门”
独具特色的“岳麓书院模式”,除了几代岳麓人的不懈努力及有识之士的不断支持外,岳麓书院归属湖南大学是重要原因——书院处于现代大学教育体制之内,得以更好地依托现代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等事业。
图为岳麓书院文庙。
而相比之下,其他曾同样在书院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古老书院,则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岳麓书院模式虽想推广,但很难。”邓洪波说:“各书院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探索一条能够发挥自己作用、服务于现代社会及文化教育的道路。”
对传统书院来说,首当其冲的是保护问题。如今,随着文物保护意识的增强,传统书院已相继被设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甚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在保护之后,为让传统书院重开“山门”,各地均结合当地情况进行了探索。
如湖南衡阳,自唐代以来人文荟萃,书院勃兴,成为湖湘文化的兴盛之地。当地致力于以书院留住城市记忆,延续城市文脉。衡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谭崇恩介绍,石鼓书院曾毁于日寇炮火,2006年重建后,现已成为当地人心中的文化地标。“我们还通过线下讲座、电视录播和网络点播等形式,开展了150余场‘石鼓书院大讲堂’。”此外,当地还修缮完成了船山书院、青山书院、杜陵书院等书院,并与衡阳师院合作,共同致力于船山文化研究。
坐落于鹅湖群山怀抱之下的鹅湖书院,八百年间几毁几建,自清康熙年间整修和扩建后,在风云沧桑中得以完好保留。“保护好这座书院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鹅湖书院管委会主任张赛华说。当地已开展“朱子文化寻根之旅”“朱子之路研习营”等文化活动,下一步还将继续挖掘鹅湖资源的文化和价值内涵。
图为鹅湖书院内,小学生集体诵读《朱子教条》。
位于武汉郊区的问津书院,其名源于“孔子使子路问津”的典故,最早为孔庙私学。问津书院管理中心主任陈清平介绍,问津书院曾荒没于田野乡间,无人问津,在2015年经过完整修缮后,现围绕孔子与儒学,正开展乡村儒学的普及推广,并通过春秋祭孔大典和“问津文化”讲坛等活动,辐射周边乡镇,“以书院带动家风、乡风、民风建设”。
曾因朱熹与《白鹿洞书院揭示》而闻名天下的白鹿洞书院,则与属地高校九江学院合作,开展大量文化研究、学术交流和教学活动,已陆续出版《白鹿洞书院的秘密》、中国书院文化丛书《白鹿洞书院》等书,开始《续编白鹿洞书院志(1901-2016)》的编撰工作,并举办“白鹿洞书院文化论坛”“白鹿讲坛”等活动。
书院“复活”,关键在“人”
“这些古代知名书院,虽然在社会教化和文化传播方面做了许多服务性、普及性工作,但在创造性工作上还有很大空间。”邓洪波认为,与这些书院的旧时名望相比,目前的影响力还远远不够。“关键在于没有人,包括读书的人、研究的人。”
中国书院本是读书人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回归教育是书院最好的发展方向。”邓洪波主张,书院可以成为现行教育体制的补充,知名传统书院尤其可与高校结合,聚拢人才,进行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创造。
九江学院教授李宁宁谈到,九江学院作为白鹿洞书院属地的高校,已与其管理单位开展各方面合作,弥补学术研究等方面的不足。他们也曾想效仿岳麓书院,将白鹿洞书院与九江学院进行体制上的结合,却未能如愿。“在体制上,如何找到有效的合作途径,还有待探索。”
由于传统书院归属不一,文保部门、旅游部门乃至园林部门都有,理念和做法也各不相同,实际上偏离了教育的实质。邓洪波认为,在体制上,还需要政府加强认识,有效介入,整合资源。并且,现代新建书院大多由民间力量兴办,还缺乏应有的秩序和完善的发展体系,也需要政府的有效引导和管理。
图为白鹿洞书院。朱熹所做《白鹿洞书院揭示》影响深远。
与书院兴起相伴随的,是人们对传承书院精神的关注。而传承的前提是弄清书院精神的内涵。书院“复活”的到底是形式还是精神?这也是当前书院复兴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如果仅仅满足于重新修复书院,将之纳入所谓的文化旅游,或硬生生地将四书五经纳入学校课程,这与书院精神是不相符的。”邓洪波说。
“书院不能成为简单的读经场所。”李宁宁也说。目前,书院在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还面临人才匮乏、传播方式单一、传播内容形式化等问题。“我们需要好好反省我们文化自信的根基,思考如何更好地挖掘、扩展我们的文化中具有现实意义和精神气象的内容。”
面对当前传统文化传播中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书院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和载体,也有责任去伪存真、进行纠偏。“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于‘琴棋书画诗酒茶’这样‘物’的层面。这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不是主流,更不是书院的主流。”邓洪波认为,中国现今书院的发展,一方面需要有学识、有研究精神、不专注利益的学者进行潜心研究和大力传播;另一方面也需要书院静下心来,思考什么才是书院之本。
在书院再现复兴之势的今天,邓洪波特别强调书院的文化担当。“‘传斯道以济斯民’的襟怀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担当,是书院精神的重要内容。我们更要以发扬光大民族优秀文化为己任,在新形势下再践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