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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钩沉中,聆听往事回响

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2019-05-27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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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龚金平

  随着自媒体平台的兴起,非虚构写作在中国风起云涌,创作队伍越来越平民化,题材越来越宽泛化。各种历史钩沉、凡人传奇、行业内幕故事纷纷登场,接受者在好奇、震惊之余,获得了阅历和知识的拓展、精神的愉悦。同时,非虚构写作已经突破了文字书写的单一样式,开始产生影像呈现、口述历史等新的形式。

在历史钩沉中,聆听往事回响

  用影像的方式进行非虚构写作,笔者姑且称之为非虚构电影。它看起来与纪录片相差无几,两者都追求真实。但纪录片更强调冷静、客观、中立的呈现,其倾向性隐藏在摄影机的注视与亲历者的讲述之中;非虚构电影则在记录性的特点之外,更重视详尽研究和场景的还原、重置,甚至毫不掩饰创作者的评价与想象。

  日前上映的《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以下简称《刺宋》),就是一部非虚构电影。它聚焦于1931年的一桩真实刺杀事件(其实是两桩),假借一位死者的口吻,带领观众回到历史情境,去复现波谲云诡的风云变幻,梳理玄机重重的刺杀动机和过程,以及各种机缘巧合、阴差阳错中的历史真相。

  从题材上看,《刺宋》符合一部悬疑片的要求。围绕“刺宋”这个核心事件,可以营造一种惊险刺激的氛围,可以围绕刺杀的准备、刺杀过程中的意外以及斗智斗勇,建立起丰富的情节起伏,其观影效果或许接近于《行动目标希特勒》(2008)。但是,打造成一部基于历史事件改编的故事片,《刺宋》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无法建立一种“历史正义性”,同时也无法塑造一个能引起观众认同和共鸣的主人公。

  在这种背景下,《刺宋》以非虚构电影的面目出现,有一定的合理性。刺杀宋子文虽然在民国历史上并非惊天动地,但与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奇妙地发生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如果两人的刺杀都成功的话,必将对中国当时的政局和中日关系产生直接和迅速的影响。以非虚构电影表现这个题材,创作者可以条分缕析地进入历史的幽深处,可以进行各种大胆的假设,又可以通过演员的表演、场景的再现将观众带入历史现场,还可以通过旁白和采访进行历史点评,并凸显历史对于当下的影响与意义。

在历史钩沉中,聆听往事回响

  影片的非虚构特点,使它具有纪录片的样貌和对历史细节进行考据的严谨,还可以通过电影化的方式为历史增添诸多隐喻的意味。例如,影片中许多转场都用了空镜头,包括雨中的树叶、历史建筑的外景、黑夜中的蒸汽火车等。这既可以舒缓节奏,又可以产生一定的意义延伸,营造特定的氛围,呼应人物的处境与情绪。此外,影片还通过一些特殊的构图方式来表达特定的情绪。例如,重光葵在房间时,摄影机几次从吊扇处俯拍人物。缓慢转动的吊扇叶片搅动着不祥的阴影,对人物形成一种无形的挤压,进而将历史重压下的个体命运进行了影像化的表达。

  如果是纪录片的话,由于当事人全部都不健在,“刺杀宋子文”只能通过历史资料整理和后人讲述,或者旁人评述来还原历史,但《刺宋》则可以选择遇刺身亡的唐腴胪作为叙述视角。也就是说,影片从一位“死魂灵”的角度,来揭开刺杀宋子文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这相当于上帝视角,可以揭开历史隐秘的真相,又可以增加一份亲历性,并使许多评述和感情流露更加自然。

  让唐腴胪来讲述整个事件,是《刺宋》最具创意,也最为高明的艺术处理策略。在历史的洪流中,这起没有成功的刺杀似乎微不足道,但对于唐腴胪来说却是一次无妄之灾。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吊诡:历史不会记住那些没有成功的“重大事件”,也不会记录那些卑微的小人物,但小人物对于历史来说并非可有可无。甚至,在小人物身上可能承载了重大的历史后果,小人物的亲人也承担着在历史长河中不足为训,但对于个体来说力逾千钧的伤痛。

  《刺宋》不仅体现了钩沉历史、还原现场的影像努力,还表达了一种具有人情味的历史立场。它从一位已死的小人物入手,以冷静的口吻去复现历史,同时又对历史中的诸多偶然性发出了哭笑不得的感慨,并以悲戚的心情去感受妻子内心的苦楚。正是在这里,历史不再以铁板一块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而是让观众看到了其背后的诸多算计、阴谋、意气用事,以及因多种偶然而对历史进行的改写。更重要的是,唐腴胪的叙述,使历史具有了情感的温度,具有了个人意义上的历史感叹,以及对于个体命运与历史进程的缠绕关系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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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影片还通过80多年以后历史现场的旧地重游,以及历史学者的评论,试图将这段历史与当下进行呼应。只是,这种呼应其实相当牵强,今天的观众很难从中得到什么历史教训,或者对于这段历史产生更为深刻的洞察力。唐腴胪只是一个冤死鬼,他说:“在那样一个惊涛骇浪的大时代里,我们只是沙尘,谁生谁死,不是谁能够左右的。”这种过于感性,且来历不明的感慨,除了让观众发出“人生无常”的叹息之外,能使这段历史具有当代意义?

  《刺宋》让亡故的唐腴胪来讲述整个事件,还带来了另一重叙事风险:唐腴胪并非事件真相的知晓者,他以亡灵的身份进行全知叙述,这是否会影响影片“非虚构”的定位?而且,影片力图兼顾纪录片的真实性和电影化的艺术感染力,是否会因过多的搬演性,而影响历史还原的粗砺质感?创新可贵,但由此带来的某些把握失当之处,也应当正视。影片在挖掘历史真相方面虽实证有余,但视野有限,有时会拘泥于人物信息的琐碎介绍。而且,影片一厢情愿地以为“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也过于武断和牵强。

  当然,在今天这个喧嚣而躁动的年代,《刺宋》仍然值得鼓励。它用一种非常规的方式进入历史现场,努力为历史加上情感的温度,并设想历史的多种可能性,尝试使历史成为当下的某种注脚或隐喻。这种创作的初衷与诚意,令人赞赏。(龚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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