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古籍善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和道德理念，传续着千年中华文脉，也为今后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形象地说，唐宋时期是古籍善本和文明成果的开枝期，明清时期是散叶期。由此，“文脉颂中华•e页千年”中华古籍善本网络主题传播推出“古籍里的中华文脉”系列文章。

　　系列文章邀请权威专家撰写。文章将探讨中华善本在当代中国传播的意义和做法，系统梳理从唐至清历朝历代善本的发展、流传和重要影响，及其对当时文化和出版的带动作用。同时，对中华善本如何进行再生性保护和网络化传播提出中肯建议。

　　作者：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员 陈腾

　　清朝两百六十八年，到底刻了多少书，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我们知道，鉴定与欣赏明刻本，还可以总结时代性、地域性等版刻特征，仿佛沿江而行，观赏两岸的风景。而清代雕版印刷事业比明代更加兴盛，存留至今的清刻本浩如烟海，实在难以统计。面对海量的清刻本，我们恐怕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可以做的不过是海边拾贝，看一看浪花。这里挑选一些具有特色的清刻本，从版刻字体、出版内容等方面进行一番概述，重点放在承上启下的乾隆刻本。

　　清刻本，可以初步分为方体字与写体字两大类。方体字与写体字的分庭抗礼，可谓贯穿于清刻本字体风格变化的一条主线。从数量上看，方体字刻本是主流。清初，也就是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刻本，基本延续了明代万历以来的方体字，也就是横细竖粗的宋体字，日本则称之为“明朝体”。此外，也有明天启时创制的长方体字和汲古阁创制的扁方体字。而典型的乾隆本方体字，已经风貌迥异。虽然它保留了横细竖粗的基本特征，但是比“明朝体”更趋精整，笔锋消磨了锐气。无论是乾隆内府刻本，如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医宗金鉴》；还是学者文人的家刻本，如赵一清小山堂刻《水经注释》、厉鹗樊榭山房刻《宋诗纪事》、赵怀玉亦有生斋刻《斜川集》，都给人一种端正、疏朗的感觉。

　　在乾隆年间进一步规范化、精致化的方体字，受到官方的认可，文人阶层的追捧。清内府刊刻官方文书如《上谕条例》，地方官编修方志如《[乾隆]苏州府志》，多数以殿本的方体字为学习对象，端正齐整，一派大方气象。就连民间刊刻的医书，向来以实用价值至上，讲究一点的，也使用精致端正的方体字。乾隆间德基堂刻《痘疹正宗》、忠恕堂刻《痘疹会通》等，都可以算是清代医书中的上品。也就是说，乾隆时期，成熟、精整的方体字成为刻书行业的高标准。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方体字对于周边的汉字文化圈国家也具有典范意义。例如朝鲜正祖十九年（1795年，清乾隆六十年）政府制作的“整理字”，还有后来朝鲜私家铸造的“全史字”，字本正是清乾隆间武英殿刻本《二十一史》，可以称为“清朝体”。（参见陈正宏：《朝鲜本与明清内府本》）日本江户时期也不例外，宽政九年（1797）《校正伤寒论》，虽说是以明代赵开美《伤寒论》为底本，字体却是乾隆本的风格。

　　概言之，乾隆时期方体字的美感，丝毫不在写体字之下。“看多了软体字，正像吃多了奶油食品，是会使人发腻的，这时就能发现精致的宋体字的好处了。”对此，黄裳先生曾有这一绝妙的比喻。不过，比起方体字的严整典丽，翻开清代的写刻本，铺面而来的书法气息，则能带给读者更直接的美的体验。

　　以下再来谈写刻本。清代前期的写刻本具有特殊的版刻价值，孙殿起《贩书偶记》直接以“精刻本”的名义著录。清人金埴《不下带编》说：“自康熙三四十年间颁行御本诸书以来，海内好书有力之家，不惜雕费，就摹其本之欧字，见宋字书置不挂眼，盖今欧字之精，超轶前代之世，宝惜之，必曰‘康版’，更在宋版之上矣。”康熙年间扬州诗局刊刻的《全唐诗》富丽典雅，字画宛如晋唐小楷般转折灵活，被誉为“康版”的代表。康熙年间曹寅刻《楝亭藏书十二种》、顾嗣立刻《昌黎先生诗集注》等书是软美娟秀的风格，而徐乾学刻《通志堂经解》、张世俊刻《泽存堂五种》等书则是点画遒劲，有一丝硬峭的笔道。在宋元刻本日益稀缺的今天，清代前期写刻本已经如金埴所预料，成为珍本。

　　到了乾隆时期，写刻本风格更加多样化。姚培谦松桂读书堂刻《李义山诗集》、薛雪扫叶村庄刻《斫桂山房诗存》、张宗松清绮斋刻《王荆文公诗》、沈彤《周官祿田考》《释骨》等书，历来为藏书者珍重。乾隆年间，写刻本微妙的笔意变化难以用语言形容，只有多观摩原书，方能细细品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扬州八怪”之一金农的作品——乾隆刻本《冬心先生续集自序》。这部书字体精丽，而且没有匠气，陈先行先生认为“它实际上是创造了真正属于清代自己的仿宋字体”。如此，我们不难看出乾隆本在清代版刻史上的独特意义。

　　无论方体字还是写体字，乾隆时期清代版刻字体的转型与发展，都引人注目。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把善本与普本的时间界限划在乾隆六十年（1795）也是合理的。至于出版内容，清代印刷的书籍极为丰富，乾隆刻本则直接反映了当时重考据、重校勘的学术思潮。宫廷之内的刻书早开风气之先，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卷末附刻考证之语。民间的大藏书家很多也是刻书家，汇刻丛书蔚然成风，如卢文弨《抱经堂丛书》、毕沅《经训堂丛书》、卢见曾《雅雨堂丛书》以校勘精审著称，黄丕烈《士礼居丛书》、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使原本稀见的秘本化身千百。乾嘉学者自身的学术著作，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书，更是读书人应该关注的重要著作。

　　古典学术的昌盛发达，可以用“内在理路”来加以解释。版刻流变，与时消息。学界有种说法，可以通过版刻风格的转换，观察世运人心的嬗变。欣赏版刻字体，乾隆本展示的是一种平稳端正的盛世气象。方体字端整方正，写体字流丽多样，均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息息相关。道光、咸丰两朝变故丛生，虽然延续了乾嘉时期重考据、重校勘的刻书风格，产生了不少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但写刻本已见颓势，方体字刻本则失去了坚实匀称的气息。同治、光绪年间，方体字刻本变得机械呆滞，尽管还有精致的覆宋覆元刻本，颇值得赞美，不过那时西方的石印、铅印技术已经在中国流行起来。看得出，清末的版刻事业，与乾隆盛世的风景殊异。这意味着，一个崭新的、更加激荡的时代即将来临。

　　过去较长一段时间，人们对清刻本的研究远远不够。好在经过郑振铎、吕贞白、黄永年、黄裳、杨成凯等人的先后提倡，乃至身体力行地收藏、研究，学界对清刻本越来越重视。不过，清刻本的原生性保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当前，有些公藏单位的古籍修复人手有限，老师傅秉承抢救善本的原则，把工作重心放在了明代以前亟需修复的古籍上面。至于破损的清刻本，则拿来给年轻师傅练手艺。私立机构的古籍修复从业者，水平更是参差不齐。未来，清刻本的价值，有待深入发掘。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古籍市场的半壁江山已是清刻本，只要肯付出财力，再有点学力，就可以在书海之中淘到佳本，其乐无穷！（陈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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