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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里的中华文脉⑤】乾隆时期,清代版刻的转型与发展

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2019-07-05 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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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古籍善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和道德理念,传续着千年中华文脉,也为今后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形象地说,唐宋时期是古籍善本和文明成果的开枝期,明清时期是散叶期。由此,“文脉颂中华•e页千年”中华古籍善本网络主题传播推出“古籍里的中华文脉”系列文章。

  系列文章邀请权威专家撰写。文章将探讨中华善本在当代中国传播的意义和做法,系统梳理从唐至清历朝历代善本的发展、流传和重要影响,及其对当时文化和出版的带动作用。同时,对中华善本如何进行再生性保护和网络化传播提出中肯建议。

  作者: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员 陈腾

  清朝两百六十八年,到底刻了多少书,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我们知道,鉴定与欣赏明刻本,还可以总结时代性、地域性等版刻特征,仿佛沿江而行,观赏两岸的风景。而清代雕版印刷事业比明代更加兴盛,存留至今的清刻本浩如烟海,实在难以统计。面对海量的清刻本,我们恐怕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可以做的不过是海边拾贝,看一看浪花。这里挑选一些具有特色的清刻本,从版刻字体、出版内容等方面进行一番概述,重点放在承上启下的乾隆刻本。

  清刻本,可以初步分为方体字与写体字两大类。方体字与写体字的分庭抗礼,可谓贯穿于清刻本字体风格变化的一条主线。从数量上看,方体字刻本是主流。清初,也就是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刻本,基本延续了明代万历以来的方体字,也就是横细竖粗的宋体字,日本则称之为“明朝体”。此外,也有明天启时创制的长方体字和汲古阁创制的扁方体字。而典型的乾隆本方体字,已经风貌迥异。虽然它保留了横细竖粗的基本特征,但是比“明朝体”更趋精整,笔锋消磨了锐气。无论是乾隆内府刻本,如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医宗金鉴》;还是学者文人的家刻本,如赵一清小山堂刻《水经注释》、厉鹗樊榭山房刻《宋诗纪事》、赵怀玉亦有生斋刻《斜川集》,都给人一种端正、疏朗的感觉。

  在乾隆年间进一步规范化、精致化的方体字,受到官方的认可,文人阶层的追捧。清内府刊刻官方文书如《上谕条例》,地方官编修方志如《[乾隆]苏州府志》,多数以殿本的方体字为学习对象,端正齐整,一派大方气象。就连民间刊刻的医书,向来以实用价值至上,讲究一点的,也使用精致端正的方体字。乾隆间德基堂刻《痘疹正宗》、忠恕堂刻《痘疹会通》等,都可以算是清代医书中的上品。也就是说,乾隆时期,成熟、精整的方体字成为刻书行业的高标准。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方体字对于周边的汉字文化圈国家也具有典范意义。例如朝鲜正祖十九年(1795年,清乾隆六十年)政府制作的“整理字”,还有后来朝鲜私家铸造的“全史字”,字本正是清乾隆间武英殿刻本《二十一史》,可以称为“清朝体”。(参见陈正宏:《朝鲜本与明清内府本》)日本江户时期也不例外,宽政九年(1797)《校正伤寒论》,虽说是以明代赵开美《伤寒论》为底本,字体却是乾隆本的风格。

  概言之,乾隆时期方体字的美感,丝毫不在写体字之下。“看多了软体字,正像吃多了奶油食品,是会使人发腻的,这时就能发现精致的宋体字的好处了。”对此,黄裳先生曾有这一绝妙的比喻。不过,比起方体字的严整典丽,翻开清代的写刻本,铺面而来的书法气息,则能带给读者更直接的美的体验。

  以下再来谈写刻本。清代前期的写刻本具有特殊的版刻价值,孙殿起《贩书偶记》直接以“精刻本”的名义著录。清人金埴《不下带编》说:“自康熙三四十年间颁行御本诸书以来,海内好书有力之家,不惜雕费,就摹其本之欧字,见宋字书置不挂眼,盖今欧字之精,超轶前代之世,宝惜之,必曰‘康版’,更在宋版之上矣。”康熙年间扬州诗局刊刻的《全唐诗》富丽典雅,字画宛如晋唐小楷般转折灵活,被誉为“康版”的代表。康熙年间曹寅刻《楝亭藏书十二种》、顾嗣立刻《昌黎先生诗集注》等书是软美娟秀的风格,而徐乾学刻《通志堂经解》、张世俊刻《泽存堂五种》等书则是点画遒劲,有一丝硬峭的笔道。在宋元刻本日益稀缺的今天,清代前期写刻本已经如金埴所预料,成为珍本。

  到了乾隆时期,写刻本风格更加多样化。姚培谦松桂读书堂刻《李义山诗集》、薛雪扫叶村庄刻《斫桂山房诗存》、张宗松清绮斋刻《王荆文公诗》、沈彤《周官祿田考》《释骨》等书,历来为藏书者珍重。乾隆年间,写刻本微妙的笔意变化难以用语言形容,只有多观摩原书,方能细细品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扬州八怪”之一金农的作品——乾隆刻本《冬心先生续集自序》。这部书字体精丽,而且没有匠气,陈先行先生认为“它实际上是创造了真正属于清代自己的仿宋字体”。如此,我们不难看出乾隆本在清代版刻史上的独特意义。

  无论方体字还是写体字,乾隆时期清代版刻字体的转型与发展,都引人注目。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把善本与普本的时间界限划在乾隆六十年(1795)也是合理的。至于出版内容,清代印刷的书籍极为丰富,乾隆刻本则直接反映了当时重考据、重校勘的学术思潮。宫廷之内的刻书早开风气之先,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卷末附刻考证之语。民间的大藏书家很多也是刻书家,汇刻丛书蔚然成风,如卢文弨《抱经堂丛书》、毕沅《经训堂丛书》、卢见曾《雅雨堂丛书》以校勘精审著称,黄丕烈《士礼居丛书》、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使原本稀见的秘本化身千百。乾嘉学者自身的学术著作,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书,更是读书人应该关注的重要著作。

  古典学术的昌盛发达,可以用“内在理路”来加以解释。版刻流变,与时消息。学界有种说法,可以通过版刻风格的转换,观察世运人心的嬗变。欣赏版刻字体,乾隆本展示的是一种平稳端正的盛世气象。方体字端整方正,写体字流丽多样,均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息息相关。道光、咸丰两朝变故丛生,虽然延续了乾嘉时期重考据、重校勘的刻书风格,产生了不少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但写刻本已见颓势,方体字刻本则失去了坚实匀称的气息。同治、光绪年间,方体字刻本变得机械呆滞,尽管还有精致的覆宋覆元刻本,颇值得赞美,不过那时西方的石印、铅印技术已经在中国流行起来。看得出,清末的版刻事业,与乾隆盛世的风景殊异。这意味着,一个崭新的、更加激荡的时代即将来临。

  过去较长一段时间,人们对清刻本的研究远远不够。好在经过郑振铎、吕贞白、黄永年、黄裳、杨成凯等人的先后提倡,乃至身体力行地收藏、研究,学界对清刻本越来越重视。不过,清刻本的原生性保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当前,有些公藏单位的古籍修复人手有限,老师傅秉承抢救善本的原则,把工作重心放在了明代以前亟需修复的古籍上面。至于破损的清刻本,则拿来给年轻师傅练手艺。私立机构的古籍修复从业者,水平更是参差不齐。未来,清刻本的价值,有待深入发掘。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古籍市场的半壁江山已是清刻本,只要肯付出财力,再有点学力,就可以在书海之中淘到佳本,其乐无穷!(陈腾)

  【古籍里的中华文脉①】武黎嵩:隋唐时代的图书聚散与古籍善本的保护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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