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本质论——兼及东方戏剧共同特征（三）

　　一个本质特征

　　以上有关中国戏曲的三方面表象特征和十二种特殊现象，涉及中国戏曲创作、演出、观众、演员、班社、经营、管理、教育、剧场等许多方面，表面看似乎十分复杂，实际问题集中起来，只有一个，即：说明中国戏曲是一种与西方戏剧特别是西方写实主义话剧有着本质区别的戏剧艺术。这种本质区别就是：有别主要属于再现艺术的西方写实主义话剧，中国戏曲基本是一种表现艺术；如果把西方话剧定位作“叙事戏剧”的话，中国戏曲就是“表演戏剧”。用一句更加简单、浅白的话来说：西方话剧艺术的主要目标是讲故事；中国戏曲艺术的基本取向是要表演。当然，叙事与表演是任何戏剧都不可缺少而且彼此依存的要素。很难设想会存在被观众认可的如下戏剧：只有出色的表演而不作任何故事叙说的戏剧，或只有动人的故事叙说而表演极其低级拙劣的戏剧。中国戏曲与西方话剧的本质不同就在于：西方话剧是为叙事而表演，中国戏曲是为表演而叙事。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曾给中国戏曲下过一个被大家普遍认同的简单定义：“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①王氏的定义，主要是从中国戏剧文学发展的角度着眼，并未留意到作为高度综合艺术的中国戏曲的整体本质。如果从后者角度理解，倒不如称中国戏曲是“以故事演歌舞”，反更接近事物真理。

　　话剧艺术家的主要职责，是通过必要的艺术手段，铺陈剧情，刻画人物，震撼观众心灵，以传递剧作家的道德精神力量，从而把人们引向思索与推究哲学命题的天地；而戏曲艺术家的主要目标，则是充分展示自身艺术魅力，调动观众艺术想象及共鸣，以抵达人格陶冶和审美愉悦的情境。话剧艺术家的职责完成，主要凭借语言与形体，去“讲述”剧本设定的“故事”，所以戏剧文本在创作中占据十分重要地位，无论舞台演绎的内容与方式，导演构想与处理，演员表演依据与发挥，戏剧分类与结构原则，演出效果与观众体认等等，都对剧本设定的依据，存在很大依赖。戏曲艺术家的目标实现，则主要通过艺术家自身临场展现的“技艺”，所以表演就成为整个戏剧创作过程的灵魂与核心，制约着戏剧内容、形式、结构、类别，以及决定演出方式、观众接受、文本形态、剧场形式、戏剧经营、管理及教育传承等上述十二方面的特殊现象的出现。

　　戏曲的艺术高度综合、鲜明而突出的程式化和写意性，是戏曲作为表演戏剧本体特征的外化特征，它与作为戏曲灵魂和核心的表演艺术相表里。跟戏曲艺术高度综合、程式化和写意性相适应，要求表演艺术必须高度发展，达到至美境界，表演者要能够充分承担舞台艺术赋予它的沉重使命。这也是培养、成就一位戏曲艺术家尤其不易之处。

　　中国戏曲的这一本质特征，与作为东方民族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美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血脉联系。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是一个以阴阳交感、五行周复为基本思维框架，以天人合一、人为中心的宇宙动态平衡为基本观念的图式。它表现在思维方式上，是抽象思辩能力相对较弱，多采取领悟方式，对事物作直观把握，擅长物象的有机整体感应；发达的不是认知而是体知，重视的不是思维而是经验，追求的不是释放而是消解，向往的不是特异而是和谐，表现的不是外露、张扬而是内敛、含蓄。这也是导致中国历来抒情文学特别发达，长期不曾出现鸿篇叙事诗、史诗和严格意义的悲剧，以及戏剧注重艺术神韵展现而不特别看重剧情叙说方式的原因所在。西方艺术的美学追求，偏重客体再现，强调模仿逼真与个性显现；中国等东方艺术，则倚重主体表现，强调意境营造与整体协谐。西方古希腊戏剧的理论核心是“摹仿说”,中国古典戏曲的理论基础应属“物感说”。前者强调再现客体真实，重视戏剧冲突，追求悲剧的恐怖与崇高，拷打观众精神与情绪；后者注重表现主体感应，着重发挥戏剧观赏功能，追求戏剧美的形式展示，使观众获得心理愉悦。正因为此，作为综合舞台艺术的中国戏曲的灵魂和核心，必然是演员的表演，而不可能是戏剧文本或其它。所谓“剧本，剧本，一剧之本”的诠释，对于中国戏曲本质而言，其实并不完全合适。

　　充分理解、准确把握中国戏曲的上述本质特征，无论对我们进行戏曲现代改革，还是理论批评建设，都至关重要。综观中国近现代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戏曲改良、改革历史，曾有许多成败得失，其中原因固然很多，而从改良、改革操作程序来看，笔者认为最关键的因素，还在于改良、改革者(包括编、导、演、音、舞、美等诸方面)，对中国戏曲这一本质的认识程度以及相关的文化涵养的深浅。举两个极简单的例子来说：如果让一位从未接触过戏曲艺术的话剧导演，去执导一本戏曲，其结果只能是“话剧加唱”；让一位对戏曲一知半解的影视编导，去制作影视戏曲片，成品势必是非驴非马，令人啼笑皆非。我们应该以中国戏曲本质为表演戏剧作为观念支柱，来重构我们民族戏剧学的理论体系，审视戏曲纷呈的历史和现实现象，进行契合于中国戏曲本质规律的理论总结和批评。中国戏曲批评、理论建构和史学总结，不排斥学习、吸收西方戏剧理论精华，但是这种学习、吸收，必须是建筑在对中国戏曲本质充分理解、准确把握基础上的一种融会贯通和合理运用，否则只是误导，把人们引向歧途，对戏曲艺术实践和理论建设, 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孙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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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王国维《戏曲考原》,《王国维戏曲论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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