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健

　　伴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进程，作家的原乡情节、乡村叙述成为现当代作家绕之不去的母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快速推进和乡村的迅速发展，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生活水平得到巨大提升。与此同时，乡村社会结构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情感需要、利益诉求也在发生着丰富的变化。如何书写乡村，既是当代文学的老传统，更是作家介入现实、描摹时代的新课题。

　　尹学芸的小说，大部分落笔于蓟州“罕村”和“埙城”，执着于从生活琐事中零敲碎打，表现人性的淳朴真诚或是浮华伪善；从乡村的世事变迁中，叙述乡村的人情变化，表现普通人的苦乐悲欢。她的作品从时间线上勾连起过去和现在，像是铺陈开的一幅乡村长卷，缓缓画出各式各样的乡村人物图谱，用今日之“我”，审视乡村人情旧事。

　　《李海叔叔》（《收获》2016年第1期）就是这其中的代表作。李海叔叔是“我”父亲的结拜兄弟，他家里孩子多、又不善经营事业，家庭生活非常窘迫，每年都来“我”家打秋风。在那个困难的年代里，父母每年都会节衣缩食资助他们粮食、物品，两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两个家庭产生了隔阂，围绕着施救报恩、人情还债，他们因苦难而凝结的感情也有了困惑、误解、背叛。在“我”的家庭中，李海叔叔从比兄弟还亲的人，变成了全家最不欢迎的人，而且父母对其间的原因、过程讳莫如深。小说由“我”来追溯两家人的情感转变过程，寻找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原往事的细节。将两家人的攀比、狡黠、市侩心理逐层撕开，用“我”的追寻、忏悔来回望父辈们的情感，审视亲情中夹杂的私欲和虚伪，显示了悲悯自省的深度。

　　“罕村”是尹学芸虚构的小村庄，在这个小村庄里，平凡的乡村人物、故事，演绎出许许多多的人生悲欢。这里不是唯美的乌托邦，由于窘迫的生活水平、困厄的医疗条件等原因，充满着各种愚昧、封闭、混乱，人们在真诚善良的本性之下，隐藏着精明的算计、处世的狡猾和对利益的贪婪。

　　《青霉素》（《收获》2019年第3期）讲述了一个离奇而悲凉的故事。赤脚医生刘正坤有个强悍霸道的母亲，她不仅肆意安排、摆布儿子们的职业，还要掌控他们的婚姻，一手制造了家庭的矛盾。刘正坤心仪的对象被母亲拆散，又不敢反抗，始终极度克制自己的意愿，最后变得像“蜡人”一样淡漠，对家庭事务或矛盾始终漠不关心。在这种极度压抑之下，刘正坤冷漠、平静地预谋着报复，利用乡村医生的身份和家族过敏体质，制造了十五起青霉素过敏致死事件，杀死了父亲、兄弟、女儿，最终蓄谋自杀，将他的怨愤施之于母亲，让她在孤独终老中苟活于世。

　　在尹学芸的小说中，乡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每个个体与这片土地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连接着乡村社会中的血缘、亲缘，结成一张庞杂、交织的社会关系网，让人沉浸其中无法自拔。“我”的童年对这些复杂的人性似懂非懂，当成年能看懂人情纠葛之后，再回望这个“罕村”，发现全然不似童年的模样。

　　在小说《喂鬼》（《长江文艺》2018年第11期）中，“我”有一位干娘，在农村缺医少药的年代，她用土方法扎针或是神巫道法给人治病，被人称为“老菩萨”。小时候干娘对“我”很亲，五岁高烧昏厥时，用扎针救“我”一命，而干娘家香喷喷的高粱饭、美味的点心也深深吸引着“我”。随着年龄和知识增长，“我”不再贪恋她家的点心，更不满干娘装神弄鬼、招摇撞骗的做法，越来越讨厌成为她的女儿，在内心充满着排斥。干娘和儿子福成不善于持家，在人们追求幸福生活而努力奋斗的时候，他们依然迷恋于神鬼，沉浸于虚妄，日子过得困顿拮据却始终执迷不悟。

　　小说所着眼的正是这种疏离感。“我”不愿再亲近干娘，但在乡邻的观念中，“我”是干娘的骄傲。并且应当由“我”作为女儿，在干娘的葬礼上完成“喂鬼”（放焰口）的仪式，追荐亡灵。对此，“我”极不情愿，却又不敢公然违逆，只好借出差之名逃避远走。

　　小说《喂鬼》触及了乡村社会结构“衰败”的隐忧，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乡村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面临着老龄化、空心化等种种问题，村中年轻人大多都离开乡村打拼，剩下大多是老弱病残，各种邪门歪道之人趁虚而入，打破了乡村过往的宁静和纯粹。

　　尹学芸专心于书写往事悲欢，将人性的幽暗娓娓道来，却又让人隐隐觉得这种铺陈过于繁复，似乎苍凉有余而温暖不足，使小说整体色调偏于晦暗。虽然她也在不断尝试用底层人物的平和、豁达来彰显人性的温暖，但好像始终力有不逮，欠缺一些点亮人心的力量。（李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