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书院文化精髓发扬光大

　　——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邓洪波

　　11月24日，由中央网信办网络新闻信息传播局指导，光明网、湖南大学承办的“文脉颂中华•书院@家国”网络传播活动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启动。活动将通过丰富的形式，来挖掘和展现书院的文化基因、时代内涵和社会价值，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那么，书院文化有何内涵，今天如何去粗存精、发扬光大？记者日前就有关问题，采访了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邓洪波。

　　光明网：古代书院对传统学术建设有何重要意义，有哪些精神资源值得深入发掘？

　　邓洪波：书院，源出于唐代私人治学的书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是开展藏书、读书、教书、讲书、修书、著书、刻书等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经过1200余年的发展，书院遍布全国各地，对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以及学风士气、民俗风情的培植，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养成，具有重要意义。明代开始，书院走出国门，为中华文明的传播与当地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近代以降，因新学、西学的加盟，书院又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1901年，光绪皇帝发布诏令，改设大、中、小三级学堂，使书院由古代迈向近现代。

　　古代书院对传统学术建设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书院和学术的一体化。这一传统，始于宋代理学和书院的结合。当时，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一批学术大师，承唐代书院整理典籍、辨彰学术之绪，以书院为基地，经营自己的学派，集成学术成就，再造民族精神，将学术与书院的发展推向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从此，书院作为一种组织，成为推动中国学术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南宋以来，书院视学术为本分和生命。书院既是中国学术创新、展示的平台，也是中国学术的大本营、发动机。由程朱理学到王湛心学、乾嘉汉学，再到近代新学、西学，书院与学术相互渗透交融，形成了一种互为依托、互为表里的结构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书院是学术的基地，学术为书院的精神。而且，两者盛衰同时、荣辱与共，有着休戚相关的共同命运。

　　书院，是古代精神资源的宝库。其中，学术创新、文化传承、社会担当等三个方面，今天尤其值得重视与发扬。学术创新，既是书院的精神内核，也是其千年不衰的根本原因之一。文化传承和社会担当，让学术创新有了历史与现实的视野，从而得以在兼顾传统和现代的正确轨道上进行。

　　光明网：古今书院，在理念、体制上有何异同？今天的书院，应当怎样承担文化使命？

　　邓洪波：古代书院，起源于官民二途。官办书院与官学具有同源性。这种同源性，使书院获得了合法甚至正统的社会身份，具有了与官学相同的一些组织形态特征，形成了正规化、制度化的特色。民办书院与私学具有同根性。这种同根性，使书院赢得了民间广大士绅的支持，力量虽然单薄，但绵长、持久而深厚。同时，也使书院有了与私学相似的精神风貌，形成了自由讲学、为己求学、注重师承等特色。

　　官办书院和民办书院长期并存，使官学与私学这两种不同的教育传统，对书院形成了既彼此影响又相互制约的合力。书院教育，成为与官学、私学鼎足而三的独立运行体系。讲学、藏书、祭祀、学田，是古代书院制度有效运行的四大基本规制。近代以来，官学、私学式微，书院则以开放之势，接纳西方学校制度、先进科技知识，成为连接古今中外的一座桥梁。

　　承认书院改制为学堂的事实，并充分肯定其作用，是重新接通古代与近代教育史血脉的关键。需要指出的是，二十世纪初，不是“废书院改学堂和学校”，而是“改书院为学堂和学校”。这在光绪皇帝发布的相关诏令中表述得很清楚。一“废”一“改”，差别很大。“废”意味着终止、中断，“改”意味着联系、延续。不同的理解，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书院历史地位的判断。

　　书院改制甫20年，蔡元培、胡适一些有识之士，由现代学校的短处，反观传统书院的长处，形成了大量的学术成果。萃升书院、勉仁书院、莲池书院、天目书院、学海书院、复性书院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旨在复兴民族文化。上世纪八十年代，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开始修复并开展活动。冯友兰、张岱年、汤一介等一批知名学者，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文化书院。书院研究和实践活动，风生水起。

　　据不完全统计，今天以各种名目活跃着的书院，有五六百所。当代书院与古代书院，在理念、体制上并无根本差异，性质与使命基本一致。它们都是亦官亦私，在体制内外之间进行运营，为民族文化的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而努力。所不同的，只是时代特色。

　　我们看到，今天凡具教育教学功能的书院，与古代书院一样，为了满足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读书人的文化需求，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类型和等级。例如，以阳明精舍为代表的一类书院，根植社会底层，依托民间力量，基本运行于现行教育体制之外。万松浦书院，在创造诗意、传承书院理念的同时，通过与高校的合作，而试图进入高等教育体系。新亚书院，则致力于引导师生修身养性，以“诚明”为标志，构筑具有宋明理想的精神家园。生存状态最好的，要数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它以正统自居于湖南大学，拥有博士、硕士、学士授予权，在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内开展教学与学术研究，保持了古代高水平书院培养高级人才、研究高深学问的全部功能。而且，以全国重点文物单位的身份投身旅游经济，谋求相对的自主与独立。这启发我们，书院发展得好，完全可以自立于现代高校之林，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多样性增添光彩。

　　在民族生存危机基本解除、新旧观念破立之际，在“金钱至上”观念不断冲击道德底线的社会转型期，勇于面对社会问题、理论挑战，以全球化视野来重建中华文化最核心的价值理念、行为规范，是当代书院应该承担的文化使命！

　　光明网：当前的书院建设，有何需要改进之处，怎样获得广泛认同、长远发展？

　　邓洪波：传统书院的保护，重点要防止发展性破坏和破坏性重建。随着经济发展，许多书院被毁于都市计划和推土机下。这种发展性破坏，今天还在一些相对偏远落后的地区重复着。破坏性重建，表现形式不同。有些是不遵守“修旧如旧”原则，撤旧新建；有些是研究不够，把握不了书院的特色，甚至出现认识偏差，达不到预期的社会效果。

　　新兴书院，则普遍面临着经营难题。这种难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定位不够准确，缺失了书院的人文精神。今天，书院大范围兴起，从文化传承角度而言固然是好事，但根本问题在于，现代书院复活的，究竟是形式还是精神？如果只满足于重新修复书院，将之纳入所谓的文化旅游，或者硬生生地将四书五经纳入学校课程，这与书院精神就是不相符的。现代实体书院的发展，一方面需要有学识、有研究精神、不专注于利益的学者潜心研究、总结和传播；另一方面，也需要静下心来思考，什么才是书院之本，这样才能持续发展。

　　二、经济来源没有保证，发展后劲不足。经济来源，是书院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官办书院，有政府作为后盾，各方面比较有保障。民办书院，一般是自负盈亏，一旦建设者或投资者出现资金周转困难，便有可能无法支撑下去。另外，建设资金的匮乏，也可能导致书院精神背离初衷，走上低俗化道路。

　　三、缺乏强有力的组织者，以及应有的秩序和完善的发展体系。现代书院，大都是由民间力量兴办的，难以保障运营方式的合法化、规范化和有序化。例如，因尚未获得国家相关部门颁发的“准生证”，许多书院没有学位授予权。现代书院办学，如何与体制内教育、与整个社会结合起来，值得深思。

　　今天，书院要想获得认同与发展，一定不能孤芳自赏、远离社会，躲进小楼成一统，而要积极面对社会问题，并努力提出解决办法。书院的主持者，要有广博的胸怀、恢弘的气度、强烈的使命感，以及重构社会伦常与价值体系的气魄。换言之，带着新的切实可行的理论，书院才能重新进入主流社会。否则，就免不了被边缘化的命运。

　　光明网：书院教育，如何与现代教育和谐相融，更好地发挥各项功能？

　　邓洪波：首先，需要政府进行有效引导，实施宏观调控。从大局出发，对所有现代书院制定相关标准，做到逐一审查、统一管理，引导其走上规范化发展之路。另外，现代书院南北、东西分布不均衡，制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鉴于此，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可由政府出资或以招商引资等形式，适当增加书院数量。

　　其次，完善现代书院自身体制，实现与社会的接轨。建设现代书院，并非一时一事的工程，而是需要进行长远规划，几个要点如下：

　　一、充实书院的经济基础，保证书院活动的连续性、持久性。大多数现代书院，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这对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其中一些，开始效仿古代书院有固定经济基础的做法，成效可观。

　　二、明确书院人才培养机制。古代书院，往往通过讲会的方式传承义理，通过书院的条规落实行为，通过师徒父子的方式延续精神。现代书院，也需要发现和培养一批优秀弟子。尤其在精神上，要落实好书院的思想和理念，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三、提升书院人文精神，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接。若无对文化传统的认同，那么谈传承与创新，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方面，要本着对个体德性的观照、对生命的终极关注，体现“以人为本”“人文化成”的精神实质和价值选择。在多元化社会，面对价值的失落、道德的滑坡，需要人文精神来挽救与重建。另一方面，要将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与吸纳西方先进文化进行有机结合，做到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

　　四、扩展书院交流平台。在信息传播方面，新媒体具有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等特点。与传统书院相比，现代书院拥有更广阔的宣传平台。内容传播媒介不再局限于报纸、杂志、图书，而是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电视、手机等，全面拓展书院的核心价值观，前景明朗。

　　（光明网记者李姝昱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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