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手法表现古典精神
——在民族管弦乐《山西印象》“二改”研讨会上的发言
杨晓华（中国文化报评论周刊中心主任）：
因为这几年我经常参加表演艺术的研讨，对音乐我很敬畏，昨天晚上看了之后我特别激动，我从小在山西戏曲、民歌中长大，尽管是现代的表现手法，但是我听起来一点也不违和，我觉得特别的亲切，和我声音的记忆完全对接，非常契合，特别古典。
我有三点感觉特别强烈，第一是这部作品较好地处理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这部作品中，如果说现代性更多的体现在创作技术的运用、配器的层次性、音调与旋律的选取组合等方面，那它的精神、气质、本色是古典的。所以我觉得我的感动和直觉很好印证了作品在这方面的成绩。
第二是这部作品的选材。文化场景的选取、每个乐章选取的题材，恰恰是一个山西人喜欢听的，比如壶口瀑布。选取的这些场景，我觉得她是认真的、真诚的，也是精心和经典的。回归故里，正写的话会和走西口有一种重复，反弹琵琶则匠心别具。
第三个感受比较深的是，生活中丹红老师十分质朴和谦虚，这种谦虚会转化成她艺术创作理念的包容和涵涉，进一步转化为艺术风格的丰富厚实和开合变动中的一种张力。所以她面对这些音乐素材和旋律的时候，她不武断、不乖张，也没有脱离声音逻辑的脉络，更没有固执自负的偏狭。
卞老师刚才有一句话我很有共鸣，这部作品超出了音乐会本身的价值，而我更想说它的文化价值，在这方面我也有三点体会与各位老师分享。文化理论界有一个新的学术动向，即提倡听觉文化。第一点是我们忽略了声音世界，其实声音世界对我们的心灵影响是非常大的，听觉文化的国际倡导者威尔士的《重构美学》里提到“听觉文化的革命”，他提倡在听觉文化上应追求简约，呼唤安静地带，我们的心灵有一个安静的地带去感受声音的世界。
第二点体会是，对听觉世界的诊断救治和抚慰，我们有两个潮流，一个是以现代的手法进行暴露批判冲击甚至反叛，另一个是回到古典的传统，对古典进行重新的接纳和融汇。在这一方面我们要回到东方深厚历史文化的母体，特别是我们的祖先处理声音和人的关系，比如说我们深厚的声教传统中寻找灵感、情感、美学形态，山西非常荣幸，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个总面积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80％是山地，柳宗元称赞山西表里山河，这种表里山河即是军事国防上的守护和攻卫，也是文化上的持守和秉承，元代以前的建筑70％在山西，我们也不奇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1961年到现在一共公布了七批4296处，其中山西有452处，占十分之一，山西之所以被称为戏曲的摇篮、民乐的海洋，我觉得不是偶然，既有自然地理的必然，也有历史文化地理的必然。
第三点体会，就民乐方面，从诗经的魏风、唐风到当代，山西作为中国的民乐重镇，一直是中华民族声音传统的一片厚土。回溯山西传统，山西文化美学家蒋孔阳先生曾说山西音乐包含庙堂的钟鼓之音与小园庭院的古琴古筝，这两种一个道貌岸然、气象森严，一个清虚悠淡、飘然出世，我觉得他还遗漏一点民间小调的清新可爱。但事实上在艺术的流变之间，庙堂诗经，文人雅乐和老百姓中间的民歌民调是非常复杂地杂糅在一起的，而且相互影响，大传统和小传统激荡不已。所以在民歌民调之间除了有清新可爱，如《山西印象》的男女民歌，同样有宏大的东西，丹红老师在创作之间既善于细腻的描画，同时又善于驾驭这种宏大的体系。大家都知道《东方红》从民间小调演化成集体人格的时代的声音共同体，由此可见民歌潜藏着巨大的力量。如果说对丹红老师、山西民乐团未来的创作有更大的期待的话，我希望会有更加丰富的音乐体系在一台音乐会中表现出来，来展现我们音乐的巨大能量。
英国批评家沃尔特•佩特说：一切艺术都渴望达至音乐的境界。音乐是鉴别一个艺术境地的标尺。宗白华先生也有类似的话，如何接纳古典的东方传统，包括西方现代传统，开出文明新路、音乐文化的新路，甚至涉及我们中华文明发展的大问题，大家在处理上需要很多艰辛的探索，我认为这部作品勇敢做了探索，树立了一个老师们都高度肯定的样本。我想山西歌舞剧舞剧院、民族乐团、王丹红老师、张列老师艰辛的努力，对音乐上的奉献为其他艺术、美学领域有着重要的启示。所以我们有理由期待丹红老师、张列老师以更大的学术抱负和文化关怀和山西碰撞，奉献更大的作品，让厚重的历史文化和当代有代表性的音乐心灵更深刻、更激越、更深情、更宏伟激荡，为我们民族声音的文化和听觉文化时代的变迁和转化做出更大的贡献，谢谢。
（光明网记者产娟娟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