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吉首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王作剩

　　由于戛纳电影节金棕榈桂冠的加持，《寄生虫》获得了相当不俗的票房成绩与极佳的口碑，当然也引发不少争议。但是，影片在人物造型、场面调度、声画设计、画面构图等方面已然达到相当精湛的水准，除此之外，电影对常规阶层叙事的颠覆与新表达，对观众情绪节奏的把握与控制，带给观众新的观影体验，更加值得赞赏。

《寄生虫》海报

　　喜剧形式与阶层道德互换

　　新世纪以来，韩国虽不乏《爱，回家》《黄海》等涉及贫困的电影，也拍出了《下女》《消失的女人》等为数不多涉及阶层的电影，但这些电影并不想探讨贫富差距与阶层对立等社会问题，因此阶层叙事也无从谈起。不过，韩国电影缺乏阶层叙事的现状，正伴随着《燃烧》与《寄生虫》的出现而逐渐被打破，且阶层叙事有可能成为韩国电影新的发展方向。

　　同样是对贫富差距的关注与影像呈现，与晦涩难懂的《燃烧》相比，《寄生虫》更接地气，实现了市场与艺术的平衡，既让观众看懂并获得观影的快感，又在电影语言与叙事上做出了一定创新，其中，理性而克制的阶层叙事突破了以往的惯常模式。

　　在常规的阶层叙事电影中，表现形式多为悲剧，阶层也往往赋予人物固有的生活苦乐与道德善恶。一般而言，电影往往以悲伤的影调呈现底层人士的生活窘状，人物的塑造方面，底层人士大多是老实、善良的形象。而上层人士过着安逸、奢侈的生活，但在道德层面常常是恶的。电影通过展示二者的价值对立，制造出强烈的戏剧冲突，调动观众的情绪。但《寄生虫》却没有延续先前的模式，选择另辟蹊径，在继承中颠覆。

《寄生虫》剧照

　　在影片中，大致分为上层、下层、下下层三个阶层，分别对应朴社长家、基泽家与雯光家。一方面，这种划分继承了常规，通过衣食住行等方面，展示基泽家、雯光家与朴社长家生活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又通过喜剧表现形式，特别是苦乐和善恶的阶层道德互换，共同消解了差异。在前半部分的喜剧氛围中，基泽家虽“贫困”但“其乐融融”，朴社长家虽“富裕”但并非“快乐”；在道德层面上，基泽家、雯光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他人的利益，偏向自私自利的恶，而朴社长一家虽然有虚荣心、阶层骄傲感，但相对而言是良善的。因此，这种阶层对立的喜剧表现形式与阶层人物的道德互换，打破了观众“穷人善良”“富人压迫穷人”的预期，产生了陌生感。但这种阶层叙事又恰恰走向另一种真实，拓展了叙事维度。

　　情绪操控与观影新体验

　　这种独特的阶层叙事，犹如一根情绪指挥棒操控着观众，给其带来复杂的观影新体验——在观影过程中，观众对不同的阶层群体，产生了复杂多元的情感。这无疑消解了传统阶层叙事中情感的二元对立。

《寄生虫》剧照

　　影片开篇，当摄影机对准基泽家的半地下生活时，一家四口困顿的状态引起观众本能的同情，但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对基泽家又依次产生了讨厌、赞赏、否定、同情等多样的情感。比如，当看到基泽一家为了生存而巧舌如簧地说服披萨店老板辞退本来的临时工时，会产生一丝抵触；当看到基宇在家教面试中的亮眼表现时，又会心生赞赏；但当看到基泽一家通过欺骗等方式成功替换掉无辜的尹司机与雯光保姆时，又想起身批判；但看到朴社长一家多次对“气味”做出的评价，观众将情感转向了基泽家，理解基泽最后的刺杀行为，充满了对底层人的同情。

　　而对朴社长一家，也经历了嘲笑、不满与同情等情感的变化。朴社长夫人的“装腔作势”“虚荣”换来了观众的嘲讽，朴社长夫妇对下层人物的冒犯，同样也引起部分观众的不满，但是朴社长的死亡、儿子的精神创伤又让人感到同情。同样，雯光一家的所作所为也引起了观众情感的复杂变化。

　　尽管对这三个阶层的人分别产生了多样的情感变化与道德评价，但最终滑向了同情以及强烈的无力感。到底同情谁，憎恨谁，成了一桩悬案。因为，在此阶层叙事下，爱与恨的对象已将人置换成人所处的现实。

　　总之，《寄生虫》作为类型片通过高级的视听语言、流畅的情节叙事与独特的阶层叙事，巧妙地缝合进贫富差距与阶层对立等社会问题，并且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观影体验，引起情感共鸣，无疑是值得赞许的，也是中国电影人应该积极学习的。（王作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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