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宫二”，比电影更精彩

　　作者：郝昭荔

　　《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以下简称《施剑翘复仇案》）一书的主角是施剑翘。近年有两部热门电影的主要人物都以她为原型，即《一代宗师》中的宫二和《邪不压正》中的关巧红。这使得本书忽然具有了“网红”气质。然而，这是一部相当严肃的学术著作，曾获2007年美国历史协会费正清奖。

　　“情”作为儒家思想中重要的存在与维系人际交往的本源因素，是一个充满张力且浸润性的话题，所谓“法理不外乎人情”，背后的暧昧成分难以言说。本书试图透过1935年施剑翘为父报仇、枪杀前军阀孙传芳一案所产生的公众同情、司法困境及“新女性”的社会焦虑，探讨“情”在创造市民公众、想象后儒家社会及划分近代以来中国道德、司法和政治权力边界中的角色。

　　本书作者林郁沁（Eugenia Lean），深耕中国现代史、科学技术工业史和情感研究等领域，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魏德海东亚研究所所长。译者陈湘静，任教于清华大学外文系、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与亚洲现代性。

　　在她身上，新中有旧

　　五四以来，“新女性”成为女性自我意识觉醒、追求自由平等、对抗传统家族制度的载体。经近代报刊媒介宣传后，这一名词释放出的巨大能量，使新伦理有矫枉过正的倾向，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来自传统观念的反对声浪。施剑翘复仇案发生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正是“新女性”所引发的社会焦虑蔓延、国家对妇女职能进行省思的时期。在施剑翘身上，既有僭越社会规范、诉诸暴力与激情的“新女性”行为方式，又有效忠父亲、恪守“纯孝性诚”的儒家规训的传统面相，可谓新中有旧、并行不悖。

　　从现代意义而论，新女性多是为反抗传统家庭压迫、寻求自由而出走的“娜拉”，施剑翘却是为父报仇而失去自由、面临牢狱之灾的“孝女”。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儒家道德伦理的一次“回归”。根据施剑翘陈述，她不是因为爱她的丈夫而与之结婚，结婚的条件乃是未来丈夫能够帮其完成复仇事业。五四时期被新女性视为神圣，宁可与家庭决裂也要追求的婚恋自由，在施这里反成为为父献祭的工具。自视侠女的施剑翘，以传统儒家道德观塑造其形象。同时，她在行动中也加入了很强的现代元素（勃朗宁手枪、搭乘出租汽车、穿深蓝色旗袍的个人照）。其实，体现在施氏个体及媒体报道中的冲突性，正是近代妇女分属“新”与“旧”两端，大众舆论对女性身份认同产生迷惘和反思的多样化体现。

　　把谋杀发掘为消灭隐患

　　书中提到，施剑翘案之所以引发强烈的社会关注与连锁反应，与其复仇对象——曾显赫一时的直系军阀孙传芳具有直接关系。

　　北洋时期，中国传统政治经历了断裂与延续，军阀割据混战构成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治的图谱。尽管国民党北伐后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却未能根本解决地方实力派的割据分裂状态。旧军阀虽倒，而新军阀继起。1928年后，地方势力挑战国民党中央的军事运动此起彼伏，直至中原大战后，国民政府方逐渐取得较优势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反抗中央的地方实力派无一不被指为“军阀”，使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在道义及法理上具有合理合法性。不过，鉴于反抗中央者已被和平吸纳进国民党内部的事实，为与北洋时期区分、避免引起革命未成的观感，国民政府又在“军阀”前冠以“新”字。按此来说，已经宣告下野且虔心礼佛的孙传芳无疑是已被打倒的旧军阀。军阀政治的余绪及影响虽在，却已不构成对当权者的威胁。

　　然而，在施剑翘案发生的1935年，国民政府的内部危机稍告和缓，又面临日本对华北的虎视眈眈，北洋系下野军阀——在历史舞台中央甫刚落幕的群体，颇有与日媾和、卷土重来的可能。孙氏也被卷入类似传闻之中，有关其重新介入北平事务及与日人合作的消息屡有流出。作为北洋旧军阀的重要代表——孙传芳之死，似乎预示着北洋时代的割据纷乱已随其逝去而成过往，为过去政治画上句号；就当下而言，某种程度上纾解了国人对政治环境的紧张与焦虑。正因此，本书指出：“在30年代对军阀的不满持续增长的大环境下，她对孙传芳的谋杀行为比孙个人的死有着更为显著的意义。作为一个下野军阀，孙的存在可能成为中国国力衰微的一个标志。”这也是施剑翘在案后试图发掘的一层含义。为赢得大众的支持，施剑翘充分利用新兴大众媒体，将孙传芳描绘为20年代军事割据的鲜明标志以及30年代军阀勾结的潜在隐患，促使舆论界将对孙的厌恶转化为对她本人的同情。

　　特赦是对大众情感的迎合

　　近代以来，新媒体的诞生对大众产生深远影响，“上自国际祸福，下至个人利害，往往随记者叙述之一字一句而异其结果”。报纸杂志引领舆论风向，主导着大众心理的起伏。

　　值得注意的是，主导舆论的往往是当时社会中的知识阶层。尽管民众易被舆论影响，但他们的话语及看待问题的立场往往淹没在主流声音之外。是故，“公众同情”能在多大程度上源于底层公众，抑或是知识阶层用以表达自我诉求的合理外衣，这极难辨别，且无处得知。不过，施剑翘案并不是单纯的社会事件，背后的性别焦虑、法与情的纠葛及知识阶层对政治的隐忧充斥其间，呈现出的是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与社会发展脉络中的断裂与延续，新兴媒体恰成为知识阶层用以表达政治观点的出口。

　　施剑翘案进入国民政府司法审判环节后，故事进入高潮。法制中的道德情感被充分释放出来，诸如此类极其特殊的司法“奇观”深远影响了20世纪中国法律的参数。尽管施剑翘案本身并不复杂，但由于“情”的渗入，司法审判远比预期的复杂。施剑翘一直上诉到南京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还出人意料地驳回了低级法院处以十年有期徒刑的轻判裁决，最终对其予以特赦。本书强调，在20世纪30年代，“情治和法治之间的冲突已经大大增加，特别是从民国时期被繁荣的大众媒体调节的、大众和法庭之间的新关系来看更是如此”。这背后无疑呈现出国民政府司法领域在20世纪30年代所遭受的传统伦理与近代公众同情的双重侵蚀。国民政府行政部门及高层显然对施剑翘案的舆情产生兴趣，对施剑翘的特赦一定程度是对大众情感的迎合，但这也使司法的权威性和理性层面受到质疑。

　　情的泛滥是对权力的侵蚀

　　施剑翘案显然不是独特的存在，本书的探讨亦不止于此。作者还通过对徐道邻、郑继成这两件民国司法与暴力复仇案的分析，揭示出暴力政治的延续及国民党统治的潜在矛盾：既试图遏制军阀时代残存暴力，又要建立权威的法律系统；既希冀将国民党的统治和行政控制力延伸至司法乃至社会，却又是通过对暴力的赦免和默许来实现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非但没有走出20世纪30年代的司法困境，甚至有愈陷愈深的趋势。“情”的泛滥、权力对司法的侵蚀等问题，在国民政府审判汉奸中进一步暴露出来，引发了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时，国民政府规定汉奸中“曾为协助抗战工作，或有利于人民之行为”者可得减刑，即是司法领域中“情”的又一次试探。尽管依靠行政权力，诸多协助过国民党的汉奸得以轻判甚至脱罪，却令政府合法性及权威性进一步丧失。

　　同时，舆论界亦以惩奸除恶的道德情操及民族主义情绪攻讦国民政府，质疑其司法公正性。国民政府宽赦立功汉奸的“情”与民众要求正义伸张的“情”鲜明对立，势若水火。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迅速失去民心，司法领域中“情”的泛滥、权力的侵蚀恐怕也是重要的诱因。当然，若要对这一问题寻求深入解答，目光向前至为必要，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施剑翘复仇案无疑会带来一些启示。

　　既唤起批评，也易被操纵

　　施剑翘复仇案既引人瞩目，又层面丰富，它将不同立场、思想观念的知识阶层吸引到共同的场域，引发讨论，进而掀起情与法博弈的巨浪，贯穿于统治阶层与社会大众。本书虽以施剑翘枪杀军阀孙传芳这一个案入手，然而在研究路径、方法及视域上具备了整体性关怀。某种程度上说，这亦为学术研究如何兼顾宏观与个案、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提供了有益且富有启发性的尝试。

　　本书的探讨不止于施剑翘案审判的终结，施剑翘获释后个人命运的浮沉以及20世纪30年代后从战时爱国主义到反革命的情感的演变轨迹，也是书中延伸的领域。抗战时期，施剑翘的英雄主义行为、自我牺牲的复仇精神，十分契合当时抗战环境中民众对复仇强国的渴望。这样情感充沛的英雄主义被国民政府应用于抗日动员中，而施剑翘本人也成为国统区爱国女性的楷模。五四时期叛逆的、以个人主义为主导的新女性娜拉，在抗战时期被规训为兼顾家庭与国家的贤妻良母，女性服务于社会的集体主义精神被不断挖掘。正如书中所言，“施剑翘的女性的‘情’在30年代曾经一度是批判的公众同情”，在40年代已变为爱国主义的基石，其中也与近代妇女运动的发展路径相契合。

　　典型个案如礁石激起巨浪

　　本书在2011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十年之后又迎来再版。在这十年之间，史学界也出现了“情感转向”。“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情感亦是这般古今皆然，涓涓流淌于人类内心世界的河流。“历史上的情感”，即情感、情绪和感情的研究，使历史研究从理性转到感性层面，近些年已成为一种国际性的历史学潮流。它深入某种文化，将其“深度描写”，试图发现和重现其中特定的文化意蕴。由此而论，本书的研究涵盖大众的情，又包含个体的情、不同性别的情，乃至国家层面的情，这样探索无疑具有前瞻性与启发性。

　　近代中国演进过程中，面临着传统政治的断裂与延续、西方制度和文化的移植与再生，生动地阐释这期间历史的碰撞与冲突并不容易。典型性的个案犹如海浪中的礁石，它激起巨浪，为后人更好地呈现出历史演变的潮流风向。作者对施剑翘案做出的努力，为个案研究如何打通宏观历史脉络、以小见大，提供了一种可能。（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