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梅生

　　追完《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以下简称《喜剧大赛》），我改变了对于喜剧的看法。以前觉得，具备戏剧结构、悲剧内核与讽刺表达的喜剧才称得上高级，但这档综艺让我意识到，今天这个时代衡量好喜剧的标准，或许在于喜剧用“笑料”反映现实生活的真诚度。

　　喜剧创作者如果直面当下社会，正视普通个体在现实中遭遇的困境与痛苦、内心的冲动与渴望，便有可能创作出还原生活甚至高于生活的好喜剧，获得共鸣。换言之，观众并不在意喜剧的形式与手段，看重的是喜剧的内容能否与他们真实的生命体验发生关系。

　　大环境

　　大行其道的脱口秀与《喜剧大赛》推介的素描喜剧、狗驼子式喜剧、漫才等新型喜剧，正在成为观众尤其年轻群体找乐新宠的原因，它们既与“短平快”的时代特征相符，又能用“稳准狠”的包袱切中生活的要害。观众“对镜自照”哈哈大笑，感慨大家的生活都是如此，宣泄了情绪，得到了慰藉。

　　回看传统意义上的晚会小品、相声甚至喜剧类型的影视剧，正在沦为“假大空”的报告，总是妄图从我们一目了然的生活中强行“高大上”。

　　追溯根源，大概是很多传统喜剧的制造者早已不食人间烟火，只剩闭门造车的技能；新型喜剧的创作者正在人间游历，使用的不少梗来自于具有普遍性的自身经历。《喜剧大赛》的会长之一李诞，在广告公司上班期间，每天挤北京的地铁挤到崩溃；参与这档综艺的许多“腰部演员”，日常要为工作与面包发愁，苦恼于生活正被云算法统领。

　　这正是你我都在经历的时代之殇。物质方面，我们被房子票子的问题折磨得疲惫不堪，又被大数据与大众媒介牵着鼻子，进入非黑即白的网络撕裂世界，精神层面退化为只能瞧见自己头顶那方天空的井底之蛙。文娱分众市场的形成，没有让我们变得更为多元包容，相反，大家都被禁锢在各自熟悉的领域，对域外的一切嗤之以鼻。

　　《喜剧大赛》中的《互联网体检》《时间都去哪儿了》《丛林法则》《艰难抉择》等作品，说出的正是时代语境下的种种群体症候。网友就这些作品给出“人间好真实”“感觉我的生活被偷窥了”“我的手机被人装了监控”等评语，表明我们的生活已被互联网、高科技、内卷化等合力打造成为相似的模式。

　　观察大众，尤其年轻人自嘲与互嘲用语的变化，比如早些年的“屌丝”已被“丧”“废柴”“躺平”等取代，不少人的处世心态已经改变。个体在无法逃离怪圈包围的情况下，把自己放平也许可以视作私人范畴的无声宣言。日本出现的“无缘社会”群体，在中国也已显现端倪。

　　上述折射大环境的作品能够接二连三成为爆款，亦说明它们成了大众纾解内心郁结的载体，同时帮助他们恢复面对生活的平常心态。

　　小梦想

　　《喜剧大赛》能让喜剧“破圈”，成为现象级文化事件的另一原因，或许是它对于个人梦想的充分尊重，给观众作出“理想照进现实”的极佳示例。

　　就作品而言，“逐梦亚军”组合蒋龙、张弛打造的《这个杀手不大冷》《最后一课》《台下十年功》《悟空》等作品，展现小人物不得志的处境，也用失意者对梦想的坚持告诉观众，为理想奋斗的路上，可以大胆地听从内心的意愿，不必顾忌他人的眼光。

　　对个体来说，蒋龙、张弛、王皓、史策、大锁、孙天宇等从生活中来到舞台上的演员，六兽、于奥、还珠等从幕后走到台前的编剧，在节目中收获的关注、取得的成功，也颇为励志。

　　该节目颁奖礼上大锁对着观众说的那句“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并非鸡汤式的俗套辞令。站在《喜剧大赛》舞台上奋力追梦的人，确实成了观众的例子——哪怕年龄偏大、专业不对口，勇敢向前便有可能把梦想变成现实。

　　实现梦想当然不那么容易，但是人活一世，确实需要梦想的支撑。我们盘点电影中的励志小人物时，经常把《喜剧之王》里一边喊着“努力、奋斗”口号一边奔向明天的尹天仇放在重要位置，因为他让我们看到了梦想甚至信仰的微光。

　　此外，观众对于蒋龙等人的出头感到由衷高兴，希望他们的未来之路能够越走越宽，进一步说明《喜剧大赛》达成了与观众共情的效果。道理如同上世纪初期，世界各地的劳工阶层对于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的热爱。

　　卓别林当时在《安乐街》《淘金记》《城市之光》等黑白默片中塑造了流浪汉查理，他与警察、资本家等手握权力者斗智斗勇的幽默故事，关涉欧美列强的资本家对于无产者的剥削，以及发达国家对于积弱民族的入侵。观众看向查理的目光，既有同情与喜欢，又有把他当作同类甚或自家人的认同。他们希望，瘦弱的查理能够永远逃脱壮硕警察的追捕，不用像他们一样，一辈子都要在资本家的手掌心里画地为牢。

　　观众的推波助澜之下，查理的冒险之旅更被逐渐赋予神话色彩，他一度成为比肩尤利西斯的人物。

　　小甜蜜

　　卓别林见证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发生其间的全球经济大危机对于人类秩序与社会结构的摧毁，并不信赖人类社会。他在《摩登时代》《大独裁者》《凡尔杜先生》等影片中，批判时代的伪善、偶像的权威、群体的盲从。其中《摩登时代》更是具有警示性与前瞻性，用工业社会里工人与机器的关系，揭示时代对于个体的吞噬，预言科技对于人性的碾压。

　　不过卓别林的作品中，希望之光也经常出现。他早期电影的主题之一，是纯真的女孩用纯粹的爱情，将浪迹天涯的流浪汉救赎。《摩登时代》里，闯入流浪汉生命里的流浪女孩，照亮了他的未来，两人甚至在乡下的破旧木屋，扶携着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安乐街》里，牧师女儿顶着圣光出场，促使流浪汉下定决心不再行窃。《城市之光》里，卖花女孩尽管双目失明，却仍然拥有此种魔法，她“望向”流浪汉的眼神，让他动了恻隐之心。

　　“喜剧大赛”的舞台上，爱情也完成了对于生活的救赎。王梓的独角默剧《爱神丘比特》，用丰富的肢体与表情、少量的人声与配乐，道出爱神的可爱与俏皮、爱情的神秘与美好。张娜娜与朱毅合作的《好闺蜜》，两个社交恐惧症患者借助各自身边的人偶“闺蜜”，完成对于彼此的试探，但爱情的最终确立并没有“闺蜜”的帮忙，而是他们在对方的鼓励下战胜各自心魔的结果。

　　“皓史成双”组合王皓、史策携手推出的《世上最美的女人》《爱人错过》《浪漫泄漏》《走花路》等具有生活质感的作品，更以爱情组曲的形式，娓娓道来男女相遇相守的经过，中间虽有相杀相离的小插曲，却不妨碍相扶相爱的整体走向，给出一种既贴合现实又远比现实理想的两性婚恋模式。

　　或许正因生活里的爱情，比起王皓、史策诠释的恩爱要“骨感”得多，观众才会在他们身上投射寄托和幻想。

　　小思考

　　纵观亮相于《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作品，风格上的差异非常明显。单人完成的默剧、物件剧，双人合作的素描喜剧、漫才，三人或多人表演的陷阱喜剧、情景喜剧等均有，写实与夸张的手法并存，题材更是包罗万象，涵盖现实、幻想、童话、寓言等。

　　一些作品尽管有着传统喜剧尤其晚会小品的影子，以煽情的手段试图给观众上价值，但是绝大多数并没摆出要为喜剧赋予一层所谓严肃意义的架势，而是用干脆有效、直抒胸臆的方式，让观众尽情欢笑。

　　有趣的是，没有说教意味的作品，反而刺激观众愉悦接受它们展示的生活真相，继而主动完成关于自身与尊严的思考。翻翻观众在豆瓣、微博等平台写下的短评，你会惊叹简单直接的“笑”里，蕴含无尽的能量与力量。

　　不少作品虽然看起来“没心没肺”，实际上并非如此。宋木子、合文俊与李飞合演的《三狗直播间》，看似只有洒狗血的段子，其实指向了现实生活中可能只存在于人们臆想中的狂欢。土豆与吕岩主导的《父亲的葬礼》，则用看似无厘头的形式，勾连很多人小时候，有关不善言辞的父亲职业与身份的疑问，可以视为子女向父母发起的有关亲情的诚挚沟通。

　　获得最受行业瞩目奖，由铁男、杨凡与冠朝打造的《笑吧，皮奥莱维奇！》，用听起来土得掉渣的方言，讲述了一个关联《波斯语课》《笑之大学》等电影的荒诞故事，令人警惕民粹与极权，更加珍视喜剧在当下的价值——改写大锁的话，喜剧不仅可抵岁月漫长，甚至寒霜。（梅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