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宏超

　　我们印象中的历史，总是充满了轰轰烈烈的事件、标志性的日期、载入史册的名人英雄，然而当我们深入到历史的脉络中，就会发现，古人的日常生活也是一座宝藏。

　　所以，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并非对宏大主题的排斥和回避，而是观察历史视角的转换。

　　对于日常生活来说，时间因素最为重要。自然时间系统给人们的生活建立了一个基本的秩序：一年四季十二个月，每月三十天，每天日起日落，一日之中有十二时辰，形成了系统严密的时序系统。

　　古代的休闲生活，多以自然时间系统为主要的依据。

　　此外，人文时间的划分，让人类的时间具有了文化内涵，如节日，因为承载了许多文化内容，而使得休闲活动有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意蕴。

　　古代也有完善的休假制度

　　空余的时间是人们进行休闲活动的基本前提，就如现代社会中有很多法定节假日一样，古代也有完善的休假制度。

　　古代的官方休假时间可分为三类：一是各种节日，如一些传统的宗教、祭祀和民俗类节日；二是假日，即法定休息日；三是临时性假日。

　　但需要指出的是，古代的休沐制度，主要针对的是官僚阶层，且并没有被严格执行，对于农民、手工业者及商人来说，其作息并无定例，有些劳动者终年劳作，长年无休，也是常有的情况。

　　古代的重要日子，如元日、元宵节、端午节、清明节、夏至、伏日、中秋节、腊日、冬至等，都要放假休息。

　　如元宵节起源于西汉文帝时期，汉代放一天假，唐代放三天假，宋代放五天假，到了明代放十天假。民间认为伏日有鬼出行，不便外出，“伏日万鬼行，故尽日闭，不干它事”（《汉官旧仪》），所以只能放假休息。

　　冬至是阴阳二气转换的时节，要以静养为主，“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后汉书·礼仪志》），也要放假休息。

　　临时假期是特别的福利

　　官员的法定作息制度称为“休沐”，这一制度起源于西汉：“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初学记》引汉律）

　　沐，最早的意思是洗头发，后来泛指洗浴、洗涤，这里指代的是休息。上面的话即是说，官员每五天可以有一天的沐浴、休息时间。

　　唐代把五日休沐改为十日休沐，也就是旬休，“九日驰驱一日闲”，工作九天休息一天。上、中、下旬各休息一天，这三天分别叫作上浣、中浣、下浣。

　　为何唐代较之汉代假日有所减少？

　　汉代官员一般住在官署内，而不是住在家里，办公时间就比较充裕，所以可以五日回家休沐一次。唐代之后，官员一般就住在家里，来回上班，效率降低，休息时间也随之减少。明清时期官方假日在旬休基础上又进一步减少，一方面是因为政务增加，另一方面也是皇帝加强集权的一种体现。（《国史探微》）

　　有些官员会在假日中劳作，如东汉时的尚子平，“为县功曹，休归，自入山担薪，卖以供食饮”（《文选》李善注引《英雄记》）。大概是做官收入不高，就在休息日上山砍柴，以贴补家用。也有人在这天加班，以处理未完成的公务。

　　一些特殊的日子，比如皇帝诞辰，也会放假几天，以示庆贺。

　　唐玄宗把自己的生日定为“千秋节”，放假三天。此后的帝王多沿袭这种做法，在生日时给官民放假。

　　唐代尊奉老子，把老子诞辰称为“降圣节”，放假一天。还有一些忌日，也是上下“废务”，不上班。家庭成员中，近亲的婚丧，官方规定可以回家休假。

　　如父母去世，必须丁忧去职，服丧三年，如果是军职，则为一百天；离开父母三千里之外，每隔三年有三十日定省假（不包括路上的时间），父母在五百里之外，每隔五年有十五日定省假；儿子行冠礼（即成年礼），有三天假期；儿女婚礼，有九天假期；授业老师去世，有三天假期，等等。

　　这些临时性的假期，有些是许多朝代一贯的制度，有的只是某个时期的规定，这些假期多涉及政治管理、家庭关系以及个人交往等因素，算是古代官员们的特别福利。

　　一派笙歌夜未央

　　古代社会中夜晚的生活是简单的，一般人睡得都很早，对于这种现象有几种解释：一是认为农民勤劳，形成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作息方式；二是从养生的角度说，昼起夜伏符合自然规律；三是从社会管理的角度，认为政府为了强化社会的秩序，采用宵禁制度，除了一些特殊的节日，如元宵节外，其他日子晚上不允许活动；四是照明效果有限，现代的照明技术还没有出现。

　　社会学家李景汉在《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书中，还提出了另外一个解释，那就是照明的成本。此书调查的对象是民国时期的北京，但其中反映出来的一些情况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来说也是基本适用的。

　　书中谈到民国时期农民家庭的照明，一般使用煤油。“在夏季，昼长夜短，许多贫家不用灯火，只在冬季天短时每晚用油少许，每月少者约用一斤，多者约用二斤，每斤价约八分。普通人家在暖季每月约用一斤，在冷季每月约用三斤。”

　　在对一个村庄的调查中，平均每家一年花费二元。而这个村庄的收入情况，每家年收入在一百元上下，照明费用占年收入的百分之二；全村一百多户人家，蔬菜消费未满五元的有三十六家，占三分之一多，所以两元的煤油费用，也算是一笔不大不小的开支了。

　　古代官方在一些节假日中张灯结彩，要求百姓挂灯，许多百姓都难以承担这笔对他们来说很高昂的费用。

　　古人昼起夜伏的生活方式受到了自然的限制，在照明条件落后的情况下，晚上无法做更多的事。同时，时间的安排除了遵照自然规律以外，还受到社会管控因素的影响。

　　对于时间秩序的管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对于夜晚，历代官方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这称为夜禁制度。

　　“禁民夜行”，夜间人们不能随意出行，行为方式受到了很大的约束。

　　白天的世界如果说是光明的、理性的、有秩序的，那么黑夜则代表着黑暗、非理性、混乱与罪恶。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中就规定：“其夜禁之法，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违者笞二十七下，有官者笞一下，准赎元宝钞一贯。”

　　昼伏夜出，夜聚晓散，是对昼出夜伏秩序的打破，在官方看来，就代表着罪恶、奸盗之事。

　　宵禁制度也与城市防火有关。古代建筑多用木材，而城市中人口密集，房屋距离很近，一旦失火，局面往往容易失控。

　　尽管古代的城市建立了在当时来说比较完备的消防系统，比如南宋时的杭州城，城内有消防军卒2000多人，城外有1200多人，配备有水桶、绳索、旗号、斧头、锯子、灯笼、防火衣等装备，但城市防火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马可·波罗对于杭州城的灯火管制印象深刻，他专门记录说：“守望者们的职责是，在法定禁火的时刻到来之后，看看还有谁家露出任何火烛之光。如果他们发现到了，就会在其门上标上记号，而一大早房主便会被传唤到官吏面前，如举不出正当理由，便会受到惩处。同样，在法令禁止的时间内如果他们发现有任何人在街头乱走，亦会将其拘捕，并于次日清晨将其押送给官吏。”（〔法〕谢和耐著，刘东译《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星期制有助劳逸结合

　　随着近代中西之间的交流，中国人注意到了西方的七天星期制。

　　许多人对此表示赞同，认为一则可以劳逸结合，利于养生；一则可使“中西一律”，符合世界通例。但也有抵制者，他们认为中国人遵从西俗，有违传统，且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而且星期制有宗教的根源，更是让人无法接受。

　　如张之洞就曾规定两湖书院的学生，只能按原来的惯例休息，不能采用星期制。

　　1902年，清政府开始全面推行星期制，之后星期制逐渐成为中国人新的作息制度。在城市中，星期天成为人们最重要的休闲时间，多种娱乐项目也多在星期天进行。星期制的引入，更为重要的意义是改变了中国人，尤其是劳动阶层的生活观念。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在古代社会中，由于技术和工具落后，农业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人力，由此也逐渐形成了多劳动少休息的作息方式，勤劳一直被视为中国人的传统美德。纯粹的娱乐消遣，一直被中国人看作是不务正业。

　　现代作息观念让普通人意识到张弛有度、劳逸结合的重要性，通过休息娱乐来恢复体力和精力，从而让工作更有效率。

　　如梁启超所说，中国人虽然投入了很多时间去工作，但效率反而不如善于休息的西方人：

　　西人每日只操作八点钟，每来复日（即星期天）则休息。中国商店每日晨七点开门，十一二点始歇，终日危坐店中，且来复日亦无休，而不能富于西人也，且其所操作之工，亦不能如西人之多。何也？凡人做事，最不可有倦气，终日终岁而操作焉，则必厌，厌则必倦，倦则万事堕落矣。休息者，实人生之一要件也。中国人所以不能有高尚之目的者，亦无休息实尸其咎。美国学校，每岁平均只读百四十日书，每日平均只读五六点钟书，而西人学业优尚华人，亦同此理。（《新大陆游记》）

　　梁启超把星期制及作息安排，看作影响中西文化强弱的关键因素，虽有夸大之嫌，但也不无道理。

　　（摘自《古人的生活世界》，王宏超著，中华书局，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