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孔德淇

　　在古装叙事偏爱宏大史诗的当下，电影《长安的荔枝》显得格外“执拗”。它避开了帝王将相的权谋博弈，也绕过了才子佳人的风花雪月，将镜头锁定在一个名叫李善德的九品小官身上——一个在长安的坊市间，为一串荔枝耗尽骨血的“算学博士”。这部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的电影，用近乎白描的笔触，剖开了盛世大唐的鎏金外壳，让观众看见那些被正史忽略的狭缝里，小人物如何在既定的命运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荆棘路。

　　一枚荔枝的“草台”漂流

　　电影开场便抛出一个核心命题：岭南的新鲜荔枝，要在完好无损的情况下送达长安。这个在当时近乎天方夜谭的任务，像一块突然砸落的巨石，压在了不善钻营的李善德头上。导演没有用激昂的旁白渲染紧迫感，而是用一组“草台”般的镜头，拼凑出这场荒诞运输的全貌：驿站的快马累死在官道上，接替者是临时征用的骡车，车夫甚至分不清驿站的旗帜；冰窖里的冰块融化过半，押运官情急之下扯来路边百姓的棉被包裹荔枝，引来一片咒骂；渡口的船工坐地起价，声称“这活儿比贩私盐还悬”，而李善德只能解下腰间的玉佩予以抵押……

　　这些临时拼凑的运输链条，像一个随时会散架的木笼，却被无形的权力之手死死捆住。当李善德蹲在路边，用汗巾擦拭被荔枝汁浸透的文书时，镜头突然拉远——他身处的官道从高空俯瞰，竟像一条扭曲的藤蔓，荔枝就是那枚被强行催熟的果实，沿途滴落的汁液里，混着无数人的血汗。而李善德就是那个被藤蔓缠绕的推车人，每一步都在重复西西弗斯式的沉重。他推动的不仅是荔枝，更是被权力强加的“使命”。

　　算盘与枷锁：道具里的生存寓言

　　李善德随身携带的算盘和被上司强塞的木枷锁，在电影中反复出现，成为解读人物命运的钥匙。算盘是他作为“算学博士”的生存本能。他用它算出荔枝的保鲜期，算出驿站的间距，算出人力物力的消耗。而枷锁则是权力的具象化，每当他试图用算学逻辑对抗荒诞指令，枷锁便会勒得更紧。

　　影片最具张力的一场戏，是李善德在岭南果园里的“计数”。他蹲在荔枝树下，指尖划过果皮上的纹路，数着每颗果实的成熟度，像在清点一批即将被献祭的生灵。突然，刺史带着兵丁闯入，算盘被一脚踩碎在泥里，取而代之的是一纸朱批：“不计成本，务必送达。”此刻，果园里飘落的荔枝花瓣，与长安宫殿中飞扬的丝绸在蒙太奇中重叠——原来盛世的繁华，是用底层碎屑铺就的。

　　导演大鹏善用“错位”制造隐喻：李善德穿着体面的官服，却干着比脚夫还粗重的活；贵妃品尝荔枝时的银碟，映出的却是运输队里饿死的民夫。诸如此类的反差，让荔枝彻底剥离了水果的属性，成为权力体系之中的坐标，衡量着人性在其中的重量。

　　西西弗斯的最后一推

　　电影的结局既没有逆袭，也没有救赎。当荔枝终于摆在贵妃面前时，李善德瘫倒在宫门外，手里攥着半颗被压烂的果子。镜头缓缓升起，他仿佛看见自己走过的路：岭南的荔枝林被砍伐过半，沿途的驿站一片狼藉，而长安城墙下，新的“加急任务”正被高声宣读。

　　这一刻，李善德像极了那个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他明知荔枝送达的瞬间就是腐烂的开始，却仍拼尽全力完成这场徒劳。不同的是，他比神话里的西西弗斯多了一份清醒。当他把最后一颗荔枝递给太监时，低声提醒“这颗有虫洞”，对方却只是不耐烦地挥手，仿佛在驱赶一只碍事的飞虫。

　　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呈现了多年后被贬至岭南的李善德，在自家院落中亲手种下了一棵荔枝树。春风拂过，嫩叶舒展，树下的石桌上，放着一把新做的算盘。没有台词，却道尽千言万语。有些循环或许无法打破，但埋下的种子，总会在某个角落，悄悄长出不一样的可能。

　　诚如导演在访谈中所言，他不想拍一个英雄式的故事，只想让观众看见，当整个世界都在追逐一颗注定腐烂的荔枝时，那个数着算珠的小人物，如何在尘埃里守住自己的重量。片尾浮现的字幕“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起，长安荔枝价，十金一颗”，以历史冷峻的笔触揭示了权力的盛宴终将散场，那些为“一颗荔枝”被耗尽的人力与人心，便成了帝国崩塌时最沉重的回响。不过，李善德的存在又让这场“崩塌叙事”有了另一层温度。他用自己的挣扎证明，即便身处西西弗斯式的困境，即便深知所有努力终将被宏大命运裹挟，人依然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给看似“徒劳”的旅程赋予意义。（孔德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