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建强

　　■理论批评不仅要考虑电影创作与电影观众、电影观念和社会观念的更新，还要考虑全球化与本土化语境、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结合，以专业身份、立场、精神重塑批评应有的引领性。在这里，专业性是基础，实践性是标识，超越性是目标，必须善于抓住大议题、关注新问题、聚焦真问题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电影理论批评日趋学院化，贴心贴肉的作品评论越来越少，言必有中的品评解析渐趋冷落，篇幅越来越长，阐释越来越炫，与生动具体的创作形成了一种隔膜。

　　这种倾向，招致相关各方的不满和批评，也引发理论批评界自身的反省与思考。如何激浊扬清、积极有为、形而下地参与新时代中国电影创作的发展，成为业界多年来的一种祈求和呼唤，也成为学界一种真诚的期许和夙愿。

　　对于理论和批评来说，前者是先导，是前端，需要顶天；后者是主业，是实操，需要落地。形而上与形而下从来不是对立的。只有摆正自己的位置，理论和批评才能琴瑟和谐、相得益彰。

　　有悟于此，近年来的中国电影理论批评校正方位，竭力从学院和学术话语体系中走出来，从本体和本位中走出来，从自我中心和自我感觉良好中走出来，关注作者、聚焦作品、走进观众，形态纷呈多彩，面目为之一新。

　　一、挥别内卷，全新出击。

　　从去年春节档的《你好，李焕英》《刺杀小说家》、五一档的《悬崖之上》《你的婚礼》、七一档的《1921》《革命者》、暑期档的《中国医生》《白蛇2：青蛇劫起》、国庆档的《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年末的《跨过鸭绿江》《雄狮少年》，直到今年春节档的《长津湖之水门桥》《狙击手》等，几乎每一部有影响的作品都被纳入了评论家眷注的范畴。如此切近、敏锐和迅捷，在过往历史上尚不曾有过。新近关于电影票价、电影档期、电影生产多样化和观众培育的集中阐述，更引发相关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

　　与“贴地运行”比肩的是，评论的视野开阔、目光四射。以对《刺杀小说家》的批评为例，对于这样一部别出心裁的作品，除了对内容创意的主旨评说之外，还有对从小说到电影转码、游戏叙事与社会想象的探求，对叙事思维与视听节奏感、高概念电影文学化实验的研究，以及对数字化工业流程、后现代语境下影像狂欢的切磋，对影像重组与影游融合、奇幻世界和现实世界双向重构的推介。

　　这就使评论不仅仅局限于对文本的解读，而是通过对文本的品评解析传达对于电影发展新的认知，将目光导入关于艺术、工业、科技、媒介、消费等系列重要命题。理论批评的意义和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二、深入开掘，共情共鸣。

　　每一部电影作品都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理论批评的功能不仅在于细致入微地揭示影像本身的蕴含，更在于通过场景、画面、叙事和人物等解析发掘，揭示时代的、民族的、社会的体感和温度，有效实现与观众群体的精神对接，进而积淀具有时代代表性的审美价值观和审美心智成果。这是评论家孜孜以求的至高境界，也是理论批评生命活力的安顿寄居之地。

　　近年来，电影理论批评努力朝这个目标迈进，力图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进入，开掘出“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的影像真谛和艺术矢量。

　　以《你好，李焕英》为例，论者从共情传播分析、大众心理特点、喜剧元素打造、明星IP效应、记忆点打造等多角度进入，或指出影片隐含作者将现实结果与穿越剧回旋跨层的巧妙结合以及对整体节奏的合理掌控，营造出笑中带泪的效果；或指出影片不止于反转剧情和喜剧元素，更以独特的亲情内核成功引发情感共鸣；或指出影片呈现女性通过创造（而非成功学）来对抗存在、从母爱的消极体验转化为创造爱的积极体验的过程，超越了一般的小品集锦。评论家认定该片是当前电影行业的一股清流，带出了中国喜剧电影的潜在大众市场与未来发展趋势，为相关类型题材电影提供了发展可行性思路。这些切中肯綮、牵动人心的评析，显然超出单一作品本身，甚至超越电影艺术本身，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建构与人伦关系发展也提供了有益参照。

　　三、守正创新，立破并举。

　　去年，有关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坚持正确导向，把好文艺评论方向盘，弘扬真善美、批驳假恶丑，不为低俗庸俗媚俗作品和泛娱乐化等推波助澜。电影理论批评界积极响应，结合具体的作品创作和文娱现象，守正创新、立破并举，发挥了主动有为、建构引领的作用。

　　在“立”的方面，理论批评紧紧把握创作导向，及时推介优秀作品，大张旗鼓地宣传重点影片，为中国电影的可持续繁荣发展注入智慧和能量。比如，影片专题研讨会这一荒废已久的形式，浴火重生、持续发力，彰显了优良传统的力量与理论批评的自信。

　　在“破”的方面，针对“饭圈文化”“唯流量论”“明星偶像”及其表现，理论批评积极发声表态，明确宣示态度。更可喜的是，评论家毫不遮蔽这些负面事件带来的教训，立足自省自律，力求防微杜渐，有的放矢地提出“提高思想认识，做好学习宣传，主动发声扬剑，加强示范引领，完善管理机制”等一系列实操性建议。

　　这些客观真切、明晰笃定的认识，特别是自觉置身其中、主动有所作为的鲜明态度，集中代表和反映了理论批评在大是大非上的集体意志和责任担当。

　　四、品格重塑，擢升自我。

　　新媒体时代，评论首先需要反思。评论家清醒认识自身的地位和价值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艰难玉成、日积月累的。为此，理论批评必须更为看重和专注自身素质、能力和水平的提升。

　　专业性——专业性不仅表现为专业精神，还体现为专业表达，即理论批评不仅要考虑电影创作与电影观众、电影观念和社会观念的更新，还要考虑全球化与本土化语境、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结合，以专业身份、立场、精神重塑批评应有的引领性。

　　实践性——坚持理论批评与电影创作共生，与新时代以来的观念变革相携而行，切实解决好“为何”“何为”与“如何为”的命题，积极开拓和释放电影的生产力。

　　超越性——力求将作品和现象置于艺术、文化、社会的多元维度中加以考察，发现和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形成由点到面、点面结合的穿透性。在这里，专业性是基础，实践性是标识，超越性是目标。也就是说，必须善于抓住大议题、关注新问题、聚焦真问题。

　　可以说，面对时代诉求，理论批评的作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日益凸显，其自身的道德操守、人格品位、审美取向从来没有像当下这样得到正视。

　　正是在这种双重语境的夹击下，中国电影理论批评时不我待，积极回应社会和艺术发展的诉求，以更加积极的主人翁姿态，申明主体立场、打造话语体系、铸就自身品质，形成奋勇前行的一道新景观。

　　新论新说新气象，见人见事见作品。中国电影理论批评校正方位、蓄势待发，理当大有可为。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