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细小、漫长与幽深

　　作者：张清华

　　朱文颖的小说属于极难把握的一类。通常就是这样，好的小说家中有一类是透明并有整体性的，结构与戏剧性的元素就像鱼骨一样显在；而另一类便是像朱文颖这样，难于说出她的那种好，跳脱，破碎，如夕光的碎金在水面闪耀。像大多数女性作家一样，她小说的心理性总是大于故事性，主观的叙述总多于客观的描写；同时她又比一般的女作家更偏“瘦”，像苏州的园林，小巧而多机关，有捉摸不透的曲折与幽深。

　　悲伤

　　关于生命的感伤、世事的无常、命运的轮转，我们的先人早已有无数精妙的描写，那些感人的诗意早已成为影响和塑造一个中国人灵魂的迷药。而这样一个传统，一个美学，从地理上说又格外典型地汇集在“文学中的南方”——烟雨如梦的江南中国。因此，朱文颖对于“南方”意象的再现，对她的镜像与神韵的执意追寻，在我看来便不是偶尔为之的随意点染，而是源自内心自觉的一种文化追寻，一种有关本土传统、有关家族历史和个人生命记忆的再造，一场关于“南方想象”的文化精神与血脉传承的寻梦之旅。

　　由此我们再来谈谈“莉莉姨妈”这个人物。有私密的世界，有令人捉摸不透的内心，有细小的挣扎和深藏不露的欢愉，有古老和再度重复的命运，这是一个清秀有加但又俗到了骨头里的女人。朱文颖用她来承载自己对于当代历史、对于苏州或“南方”这一“文化样态”的当代演变与命运的思考与凭吊，赋予她的“细小”以一种独有的美学意义。宏大的历史注定与她娇小的命运、天然的“细小南方”之间发生着与生俱来的错位。最先她是爱上了资本家出身的潘菊民，后来则是不得不嫁给了来自北方且有着革命履历的吴光荣，他们在分分合合中度过了大半生，历经了三次离婚两次复婚的悲喜剧，到60多岁时，这位莉莉姨妈还在幻想着与一直鳏居的常德发的爱情，怀着试图开双眼皮的梦想，用时髦的穿戴维持着她的光鲜与姿容。在一片柔和的夕阳中，她一边抱怨着世事的无常与变迁，一边又对生活充满过度的痴心与狂热。

　　很明显，朱文颖赋予了这位老年苏州女人以一种真实而荒诞的含义：一生的阴差阳错和命运颠簸并没有使她大彻大悟，而是仍沉迷于从未青睐于她的日常生活，这无论是从哲学还是历史上说，都是荒谬和悲哀的；但是也许这就是朱文颖要书写的“南方”，以及它柔婉实际顽强自在的“细小”。悲剧和喜剧就是这样永远互为表里地延续着，纠结着。倒是作为她生命镜像与延续的“我”，在应该真正拥有生活的时候，陷入了几无救药的忧郁症，对于生活已经彻底厌倦。历史和现实在这里发生着断裂中的扭结、延续中的没落。假如说莉莉姨妈身上更多地是承载着“历史本身的欢愉”的话，那么“我”则无疑是暗示了“历史审视者的悲哀与颓废”。这是小说中悲剧格调的另一个来源。

　　漫长

　　这是由碎片连缀起来的漫长的一生：那些碎金般的影像、记忆、场景，还有闪回的梦境般的光阴，让我看到了一部细小的属于私人的当代史。这是朱文颖在这部小说中希望构造的一个主旨，也是小说的结构本身。“历史感”即是由此而生的。假如说“悲伤”构成了《莉莉姨妈》的美感格调的话，那么“漫长”则展开了它的历史空间和命题。无疑，这部小说中暗含了朱文颖书写历史的抱负。这矫正了我们通常的一个看法，即南方作家不太热衷和擅长历史的描写。朱文颖在这里强烈地表达了她试图对于“南方记忆”的特殊历史形式的创造冲动，这种抱负的确获得了实现。某种意义上，如果说《长恨歌》式的作品构造了“现代史中的上海”的话，那么《莉莉姨妈》则构造了“当代史中的苏州”。

　　《莉莉姨妈》中历史叙述的“策略”是值得注意的，它所采用的是一种“私人场景”与“宏大历史”之间迎面相遇又迅速躲开的交错方式，这是人物的态度，也是小说叙事的态度。历史因为碎片式和“微观化”而显得更加漫长，个人记忆的恍惚旧梦，使它“四两拨千斤”式地虚构出当代历史的曲折，以及它戏剧性的翻覆与跌宕。

　　漫长的感觉也通过“重复”来实现：小说中“我”与莉莉姨妈的互为镜像，增加了小说中历史的长度——“我会突然好奇于自己与莉莉姨妈的亲密关系。那种天然的亲近感，相视一笑，那些琐琐屑屑的女人的虚荣心……有时候我甚至觉得那里面仿佛存在一种阴谋。”作为“苏州女人”的一个样本，莉莉姨妈的历史在“我”身上继续延伸着，无论她们的遭际看上去有多么不同，骨子里的东西仍然是一样的。这个家族谱系所昭示的历史逻辑，细想正是那“南方”文化中柔软的生命力，它的世俗而强大的存在与延续的意志。

　　细小

　　如果说“漫长”展现的是南方历史的长度的话，那么这个“细小”，无疑就是南方文化特有的“空间属性”了。

　　南方的地理，苏州——上海——杭州，这大约是朱文颖小说的空间直径，这当然很不“小”，但从文化的意义和属性上，他们却足够“细小”，这个细小是精细精致，是妩媚柔软，是小心翼翼，是以柔克刚……它存在于人的内心、存在于南方富足乃至腐朽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是中国文化的根基之一，自六朝以来，我们的先人已无数次地描绘到它的这种美丽颓败的神姿风韵，朱文颖只是再次赋予了它以具体和生动可感的鲜活形式，表明了在这里所暗含的现代中国历史内部的张力的最大值——无论历史如何变迁，“南方”那抽象而又具体、柔软而又强大、散漫而又坚韧、屈从而又依然故我的文化躯体永远存在，安然无恙。如果要把《莉莉姨妈》这部小说的文化意义诠释到最大，我想这应该是一个标记和边界了。

　　“南方的细小”有无数的方式，小说的生动也体现在这方面，它闪转破碎的故事线索虽然让人疲累，但时时旁枝斜出的叙述却也让人喜悦，那些在运河上夜航船中穿行的景象、在运河岸边随处可遇的书场、在郊外乡下老家的悠闲时光……总能把这“细小”发挥得淋漓尽致。

　　关于朱文颖的小说还应该有若干话题，比如说意象、瘦、破碎，比如叙述的内心化，还有才情、语言，乃至叙述的语气与节奏的魅力，等等。值得夸赞的还有很多，可以挑剔的自然也有不少，比如那故事的丰满度、人物面孔的清晰度，还有故事本身的戏剧性与形式感的凸显度，等等，都可以讨论。但这些也许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作家的大节——她的文化意识越来越坚定和清晰了，这是最令人赞佩和喜悦的。对于一个文化的发现和完成它的叙述，应该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使命，我现在越来越坚信这一点。在将来，如果有那么一个时刻，当人们意识到因为朱文颖的故事，使得人们关于苏州、关于江南有了一个可人的、非它莫属的、血肉交融的、形神兼备的、活的传奇的话，那么就是她最大的造化了，因为那就意味着她不但写出了活在故事里的南方，也同时确立了她自己。（张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