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维昭

　　随着戏曲史研究和戏曲理论史研究的深入，学界对戏曲文献的视野从戏曲文本、历史文献扩大到了戏曲序跋。戏曲序跋虽非对戏曲文本的全面评价，但它可以传达出丰富多元的信息，既有关于作家生平、作品内容、舞台演出等信息，也有关于戏曲史流变以及不同时代欣赏时尚的记述，总之，戏曲序跋的文献价值、文论价值、美学价值、历史价值等正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也出现了一些研究论著。

　　相比之下，郭英德、李志远教授的《明清戏曲序跋纂笺》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与同类学术成果相比，《纂笺》的第一个特点是收集的覆盖面十分广阔，所收篇目达到了四千三百余条，比起蔡毅的《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和吴毓华《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所收条目整整多出了近一倍，这为系统地了解中国古代戏曲整体性生态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献。比如关于南戏《荆钗记》，蔡著选入了黄丕烈的两篇跋文和吴梅的跋文，吴著选入了臧懋循的《荆钗记引》，《纂笺》则在此基础上又选入了阙名的《荆钗记总评》、孙云鸿的《原本王状元荆钗记跋》、翁同龢的《原本王状元荆钗记跋》、金兆蕃的《荆钗记跋》、吴梅的《荆钗记小序》等，这些增收的序跋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戏曲史信息，如《荆钗记总评》郑重强调《荆钗记》结构上的“真绝妙”，这对我们了解明人的南戏结构观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

　　《纂笺》还将文献搜集的视野扩大到学界新近的学术成果，如黄仕忠主编的《日本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东京大学所藏影抄本等提供了一批日本所藏的稀见戏曲文献，其序跋无疑丰富了我们原有的认知。这些序跋的收入，为我们解决一系列学术问题提供了帮助。

　　这套书的第二个特点是，对文献收集的对象及其范围的确定，是在一定的学术理念指导下进行的。蔡著脱稿于1985年，吴著出版于1990年，当时对戏曲序跋的重视，原于对戏曲理论批评史的新的认识，即把戏曲序跋视为搜集理论批评文献的一个新领域，因而两书在文献的搜集和全书的编撰体例上便有所侧重，比如吴著即侧重于有关戏曲理论批评史的序跋，一些重要的曲谱类的序跋便未见收入。蔡著一方面肯定戏曲序跋在戏曲史、戏曲美学史、作家作品研究、舞台艺术研究等方面的价值，而另一方面，它在编排体例上仍然是以曲论曲律作为首篇，曲谱曲律类同样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纂笺》则以戏曲剧本序跋作为主体，共十卷，占全书的三分之二，其中又特意分出“明清地方戏”的序跋一卷；然后是戏曲选集、曲话曲目、曲谱曲韵，最后是诸宫调与散曲集。这种由文本、选集，到曲话、曲律的编排顺序，体现了由创作现象到文艺批评与理论，再到格律、目录的编撰理念，显然更为合理。曲谱文献不仅仅是戏曲音乐文献，其序跋往往涉及戏曲流变、涉及不同的声腔文化的复杂关系，涉及历代戏曲家不同的学术理念，等等。戏曲选集的序跋更是学术见解、欣赏趣味的集中而鲜明呈现。可见，这部《纂笺》不是批评史的延伸，而是在全方位地呈现戏曲文化生态的理念下所完成的学术成果。

　　在早期的相关成果中，主要着力于搜集，在此基础上对序跋的价值进行阐释，是这套书的第三个特点。这与当时戏曲文献的发现状况有关。随着近三十年戏曲文献的不断发现、整理、出版，一些戏曲作品的不同版本也进入了学界的视野。《纂笺》也对自己的学术定位有更高的要求，即不止步于对戏曲序跋进行点校、编排，而且明确提出学术可信性。首先是注意到了底本的选择问题，然后是不同版本的比勘，力图为研究者的使用提供最具学术水准的校勘本。另外，在序跋作者的姓名、字号、籍贯、生平等也进行了考证。

　　《纂笺》选录对象的时间跨度是明代与清代，但为了显示戏曲序跋类资料的完整性，该书也选入了一些洪武之前和民国元年之后的戏曲序跋，这一变通体例的做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比如民国初期，正是西学东渐、戏曲学呈现东、西学交汇的特殊时期，王国维正是在清末开始他的戏曲史研究，而其《宋元戏曲史》则发表于民国初年，传统戏曲史研究及其现代生成，正是在民国初年呈现出来的。《纂笺》选入了王国维、吴梅的序跋，突破了以朝代分期的局限。王国维、吴梅的戏曲序跋代表了当时对相关戏曲文本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比较的视角。

　　总之，《纂笺》秉持“呈现中国古代戏曲文化生态”的学术理念，全方位地搜集、整理明清学人所撰戏曲序跋，既为学界提供全方位的第一手文献，也为戏曲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一个“文化生态”的学术视角。（陈维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