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向经典致敬什么？

我们向经典致敬什么？

——有感于北京人艺七十周年经典剧目直播活动

　　作者：尹 鸿

　　最近，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七十周年之际，推出经典剧目的多平台网络直播系列活动，一周下来，观看人次累计达到1.5亿，成为引人注目的年度文化现象，在中国话剧传播历史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其破圈效果大大超出人们预期。这一现象的产生，肯定与互联网传播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也与由巴金、老舍、曹禺所创造的北京人艺自身的品牌影响力密不可分，但更重要的是，直播剧目从剧本到演出都不仅是北京人艺长期以来的保留剧目，更是中外古今誉满剧坛的舞台杰作。从曹禺先生1930年代的《雷雨》到老舍先生1950年代的《茶馆》，从翻译剧目《哗变》到当代中国文学名著改编的《白鹿原》，可以说都是千锤百炼的戏剧经典。正是这些经典剧目以及经典剧目的演出，让这场直播破了圈。戏迷们觉得“过瘾”，一般观众认为“开了眼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直播活动，也是一次向经典的致敬，这致敬不仅来自北京人艺，而且也来自于戏迷，来自于数以千万计的网络用户。

　　这些戏剧经典为什么具有这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艺术魅力？换句话说，人们究竟在向经典致敬什么？细细想来，我以为这些作品的经典性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它们对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艺术的经典首先就来自艺术形象的经典。这些直播剧目，也包括几乎所有叙事性的经典艺术作品，几乎都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过目不忘的艺术形象，而观众对这些作品的兴趣、记忆，恰恰就是这些作品中不可替代的人物形象，而优秀的演员也恰恰在于他们对这些人物形象成功的、惟妙惟肖的“再度创作”。无论是《雷雨》中的周朴园、繁漪、周萍，还是《茶馆》里的王利发、常四爷、刘麻子、唐铁嘴、松二爷、秦仲义；无论是《哗变》里的魁格、格林渥、查理还是《白鹿原》中的白嘉轩、鹿子霖、田小娥，这些人物每一个都性格鲜明、命运独特，在剧本里呼之欲出，在舞台上形神兼备，其生命力和影响力甚至超越了作品本身而矗立在那里。用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说，他们都大于了作者、大于了文本，甚至连创作者本人都很难用词语去准确地描述这些人物的特点和善恶，他们可以被永恒地记忆，被无限的阐释，被当做真实人物而鲜活地存在。可以说，正是这些人物，使经典成其为经典，使作品得以长久流传，使演员因为角色而被铭记。

　　这些经典人物形象，细细分析下来，大致都有四个共同性。第一，生命的独特性。独特才能鲜活，所谓鲜活，就来自于这些人物有性格、动机、行为、价值观的内在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与他的自然禀赋、家庭经历、社会环境都是相辅相成的，他的一言一行都来自于这种内在一致性。正是这种一致性，使其摆脱了概念化、功能化、符号化、碎片化、僵硬化的种种创作弊端，成为鲜活的不可替代的“这一个”。可以说，这是一切经典艺术形象的基础，前面提到的所有人物都具备这种内在一致的鲜活性。第二，性格的复合性。没有人是绝对的恶，也没有人是无条件的善；没有人从生到死就一定坏，也没有人从小到大就天然好。人的复杂性，甚至在任何一部文艺作品中都难以完全刻画充分，但是道德动机单一的人物形象永远不可能成为经典。《雷雨》中的周朴园，不仅有自私自保的虚伪，确实也有自责自负的悲悯；周萍同样有这种自私自保的遗传，但也有年青冲动带来的犯罪感；某些二度创作，用所谓“阶级斗争”观念或者“伦理善恶”的简单观念去重新塑造这些人物的时候，往往伤害了这些艺术形象的复合型，而曹禺后来陷入创作瓶颈的原因也恰恰在于他无法从这种定型化的人物模式中回到人物的复合型创作道路上。所以，杰出的艺术形象都有某种阐释和情感上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第三，形象的典型性。独特性、复合型虽然很重要，但并不是任何独一无二的人物都能成为艺术经典，只有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才具有普遍性意义。高老头、哈姆雷特、于连、堂吉诃德、阿Q、祥林嫂、繁漪、祥子、高觉新……所有这些经典艺术形象，都不仅是这一个，同时也是一群人的代表，是具有社会性、时代性的典型，是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都可以“遇到”的无数的这一个。第四，命运的时代性。如果说典型性体现了某种跨越时空的代表性的话，那么命运的时代性则更多地体现为所谓的历史感、现实性。真正经典的艺术形象，除了性格和行为上的普遍性之外，往往还是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一种必然选择。同样的性格，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命运。《茶馆》里的众多人物，性格鲜明、复合并且具有典型性，有的刚毅有的懦弱，有的厚道有的圆滑，但是“好人”遭殃、“坏人”得道的命运，却体现了时代的颠倒。《白鹿原》中白嘉轩死去活来的命运，反映的也正是那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时代。所以，几乎所有经典形象的命运，都是一个特定时代的反映。正是时代的舞台让这些人物有了塑造的空间。

　　生命的独特性、性格的复合型、形象的典型性、命运的时代性，可以说是艺术形象经典性的核心，也是经典艺术作品的根基。北京人艺在自己的艺术传统中，一直坚持以人物为中心，塑造人物、刻画人物、演绎人物，从服装造型道具到人物的言谈举止气质，都力争能够最大限度地将经典剧目中的人物形象生动、准确、细致地刻画出来。一代代人艺人，无论在艺术上如何探索创新，但塑造人物这一根本，依然是不变的艺术追求。写戏就是写人，演戏也是演人，恰恰是这些舞台上人物的鲜活，才使人艺的剧目、人艺的演员能够薪火相传、代代相继。艺术形象，造就了经典，造就了北京人艺，造就了一代一代人艺的艺术家。

　　所以，无论市场多么变化，技术多么发展，艺术风格流派多么纷呈，归根结底，正如“文学就是人学”一样，真正的艺术也一定是人的艺术。文艺创作肯定会顺时而变、因势而动，但是艺术形象永远是艺术创作的根本。文学艺术与历史记载不同，它用一个一个鲜活的艺术形象去记录一个时代，而后世的人们也用艺术形象来记忆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当然，要塑造经典的艺术形象并不容易，它需要创作者、表演者真正去观察、理解形形色色的人物人性，去发现那些在特定现实中人物所具有的普遍价值和意义，去寻找艺术地刻画这些人物的想象力、灵感、方法和工具。商业、类型、包装、流量、时尚、奇观，虽然不可回避，但只有顶天立地的艺术形象才是艺术经典永久的生命力。要做到这点，当然需要深入生活、尊重艺术，但这并不是一句时髦的口号，它需要创作者、演出者的巨大付出，需要刻骨铭心的生活体验，需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和生活圈，甚至还需要某种执著和天赋。

　　经典已经成为过去，北京人艺七十周年演出的这些剧目，大多已经是十年、二十年、甚至大半个世纪以前的经典了。我们期待新时代的新经典，期望下一个十年能够有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成为经典。致敬昨天的同时，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艺术创作和艺术形象能够得到明天的尊敬。（尹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