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庆祥

　　刘岸的长篇小说《子归城》是一部有着丰富维度的作品。当下小说的市场趋势是流行“短阅读”和“轻阅读”，长篇小说也容易受到这种流行趋势的影响，一部分长篇小说越写越短、越写越薄。那种大部头的长篇作品，对读者的阅读和对作家创作来说都是非常大的挑战，很可能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刘岸的《子归城》4部有100多万字，这样一部大体量的长篇佳作是写作对象和写作者双重要求的结果。《子归城》写的是丝绸之路在近代100多年兴衰变化的历史，这一题材本身是非常丰厚的，具有广阔的历史社会内容，对此的呈现需要大结构长篇幅；另外一方面，作为一个对小说艺术有着执着追求的写作者，《子归城》酝酿了20多年，可以说是刘岸的一个“心愿”之作。对历史文化的责任和对小说艺术的责任构成了一种召唤，《子归城》就是在这样的召唤之下诞生的“招魂”之作。

　　《子归城》的主干内容是西部的历史文化，但又没有完全局限在西部，而是从东部观察西部、追溯西部、想象西部，由此呈现了东西部的互动和互构。在中国当代文学书写中一个常见的地理结构是“南北结构”，它的背后有一种政治指涉，北方往往代表着权力的中心，南方则意味着一种离散，比如“70后”作家中的徐则臣和葛亮，前者的代表作《北上》，后者的代表作《北鸢》，都暗示着一种由南入北，或者“北望”的兴亡传统。但“东西结构”在当代写作中相对来说是比较少见的，最近几年这一类作品开始出现，比如叶舟的《敦煌本纪》、徐兆寿的《鸠摩罗什》和《西行悟道》。“东西结构”更多指向是经济上的，在《子归城》里则体现为“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这两种不同经济带之间的对话、迁徙和交流，以及由此产生的风物、人情和文化。

　　《子归城》是一部历史题材小说，叙述了自近代以来直至当下的百年历史流变。历史题材小说容易出现的弊端是以“故事”代替“历史”，从而将“历史”固态化、过去化。《子归城》通过建构一个“有限的叙事者”这样一种非常现代的叙事方式回避了这种弊端，将历史题材活化了，历史被拽入到当下，同时又把当下延伸进历史的内部，从而完成了“历史”和“当下”的互动。这接近于本雅明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本雅明一直强调历史不是“僵尸化”的存在，而是与当下存在密切关联的活体。这也是刘岸《子归城》所体现出来的历史辩证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刘岸是一个有自觉意识的写作者，不仅有审美的自觉，他的笔法摇曳多姿，以至于我一度以为他是一位青年作家，但他实际上是60年代生人，同时也有历史的自觉。后一点尤其重要，以全知全能的视角去处理历史在今天依然盛行，尤其是在大众文艺作品中，这带来了作者权力的无限扩张，实际效果却是布斯所谓的“阅读信任”的消失。一个真正现代的小说家必然会摒弃这种处理历史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子归城》的“有限度的叙事者”是高度现代的，人在历史、自然面前并非全知全能，他只能站在某个视角去观察并书写他所能了解到的部分，小说的可信恰恰因此而建立。

　　有限度的叙事方式使得《子归城》的历史书写从静态书写变成了动态书写。有评论认为这是“先锋性+史诗性”的书写，我觉得这是比较中肯准确的一个评价。但我想强调的是，先锋性或者实验性容易被简单理解为仅仅是一种叙事技巧，在刘岸的《子归城》里，它其实更是一种认知的装置，这一“装置”是写作的基石和原点，它激活了“题材”，让静态的历史变成了我们当下生存和生活血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样，对《子归城》的“史诗性”界定，也不应该只停留在先辈传奇和历史浪漫主义的层面，它更是一部延续到我们当下此时此刻，同时也向未来无限敞开的生命史和心灵史。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东西部互动的书写，包括我提出的“新南方写作”，不完全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它们建基于地理，但更多的是一个文化指向，一个文化概念。在高度景观化的当代社会，边缘可能是中心，离散可能是集合，通过对“东西”“南北”的对话书写，才有可能创造出新的文化谱系和文明图景。（杨庆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