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入尘烟》：一种有生命力的乡村日常生活

　　作者：程波

　　青年导演李睿珺的第六部长片《隐入尘烟》，与其之前的大多数影片一样，将镜头对准了西北农村，讲述了生活在西北农村的贫困夫妇马有铁（老四）和贵英，在日复一日的耕耘中相濡以沫、胼手胝足经营自己生活的故事。“情节既不复杂也不曲折，而是像一幅徐徐展开的中国西北乡村风情画，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底色。”在影片的大部分时间里，尽管意外和挫折时常发生，但凭着他们的辛勤劳作，这对起初被村民投以怜悯目光的夫妇，他们的生活居然有了些许幸福的光影。然而，就像影片中时不时光顾的“不速之客”一样，这份欣欣向荣的生活很脆弱，经不起变故和意外。

　　富有诗意的对生命的爱惜

　　电影里，老四老实巴交，因为穷而娶不上媳妇；贵英因为身体有残疾不能生育，在家里也不受待见，家人巴望着赶紧把她嫁出去。在亲戚们的撮合下，这样一对几乎无人祝福的夫妻在平淡中开始了共同的生活。影片最动人的部分莫过于对二人日常情感与劳动生活场景的描绘，这是一种因为相互接受和扶持而闪亮的东西。影片中有许多关于生命的细节，如贯穿全片的饲养小鸡、放生水桶里的蝌蚪、安装燕子窝、埋下被铲断根的麦苗等，充满了富有诗意的对生命的爱惜。这种对生命的爱惜就是对生活的爱惜，它不止于一丝一缕物力维艰的层面，更包含着对生命与自然的理解与智慧。

　　老四与贵英一起劳动的场面，真实动人又具有日常生活的美感：二人配合着耙田播种、和泥打土坯、砌墙盖房、编织草垫子和鸡笼……这些手工劳作在如今的观众看来居然有了些奇观般的吸引力，就像被短视频中做美食、做农具、做手工的“慢生活”吸引一般。劳动者的力量、灵巧与智慧，劳动换来成果的满足与喜悦，以及劳动创造幸福生活的真谛——观众见证了这对夫妻如何用他们的勤劳智慧，从几乎一无所有中建设自己的生活。

　　正是在这种充满生气的劳动中，老四夫妇彰显出一种尊严与生命力。可能有人会说，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无非是一种“小农”生活方式，电影无非是对它的一次浪漫化呈现，是在城市化发展的当今讨个巧，让餍足了城市生活的观众换换口味，或者让有乡土经验的人们重温一下远去的记忆。但笔者认为，小农的生活或者说生产方式确实具有落后与局限性，但《隐入尘烟》为观众展示了这种生活方式被人忽略的另一面：它具有包容性，向所有乐意付出劳动的人敞开大门，并向他们保证——如老四所说的，“你种下一袋麦子，到秋天给你出十袋回来”，更重要的是，保存住了老四和贵英的体面、尊严乃至骄傲。

　　日常生活中的对抗力量

　　在影片的呈现中，主人公的生活失败了，具有悲剧性，而失败的直接原因是贵英的意外去世：她在去接丈夫的路上不慎跌进水渠溺亡。在笔者看来，这样的情节安排似乎具有偶然性，也策略性地弱化了其他几个并不直接却更为重要的因素。

　　诸因素中可见度最高的要数片中种田大户张永福代表的资本力量。在整部影片中，张永福这个人物并未出场，他租种了村民们的田地，并雇佣村民们在地里干活。影片一开场就交代了一个关键情节，张永福生了病。一方面，他的病情会影响他按时兑现欠村民的地租与工钱；另一方面，他需要RH阴性血（“熊猫血”）来治病，而老四的血型与之匹配，于是在张永福儿子和村民们的请求劝说下，老四被多次接到张家抽血。

　　抽血这个情节线，在全片中并没有转折和变化。尽管被胁迫的意味越来越浓，但老四与贵英显然没有抗拒的能力，只能一次次听任摆布。《隐入尘烟》整体上并不是一个关于贫富差距和遭受不公待遇的人反抗的故事，尽管这一张力引而不发地贯穿全片。在影片的结尾，万念俱灰的老四卸掉自家毛驴的嚼子准备放掉它，结果毛驴只是原地踢踢蹄子。对此，老四说道，你这头蠢驴子，被人使了一辈子，放了你也不知道跑。这番无奈的感叹显然是在说他自己，甚至已经是他所能做的对命运最大限度的抗争。

　　具有原型意味的戏剧冲突

　　《隐入尘烟》中有一个关键的场景是影片尾声，回家路过水渠的老四听到坐在路边的村民告诉他，贵英来接他，等他的时候坐在桥墩子上，犯病了一不小心掉进水里……接下来的一个镜头是，老四在水流颇急的水渠里抱起贵英，但为时已晚。对于这部整体风格真实自然的电影来说，这样的场景调度未免有些失真，因为这些目睹、获悉贵英落水的村民既不前往营救，甚至连围观的兴趣也没有，着实有些不合情理。不过，不论这一场景是调度的失误抑或有意为之，它都以一种不合理的方式强调了影片所塑造的村庄的“冷漠”。他们生活的村庄已经发生了变化，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留下的大都成了种田大户的雇工。

　　老四和贵英几乎是村庄里茕茕孑立的一对夫妇，就像影片从头至尾未曾出现村庄大全景所暗示的——在这个由电影的空间蒙太奇所构成的村庄空间里，我们始终不知道老四和贵英身居何处，他们没有邻居，他们宽敞的新房子建在野外的空地上，仿佛他们也不希望与人为邻。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场景中的日常生活又具有了戏剧的意味。

　　就戏剧性而言，《隐入尘烟》以克制、精微的笔触描绘了老四与其他村民之间疏离、隔绝乃至有些对立的关系。当老四拒绝村民递来的香烟，驻足回望，身影独自消隐在夜色中的时候，观众甚至感到他有些“异类”：他固守着什么东西。不过，影片核心的冲突也不全在这个倔强耿直的老农与那些对他和贵英有偏见、冷漠、势利的村民之间，而是将这部分张力用以刻画老四的老实厚道，他以玩笑回敬村民们的揶揄玩笑，他默默承受亲戚的“使唤”与张家人的“抽血”；但他自己则讲信用守承诺，从不占人便宜，即使厚道美德没有为他赢得尊重，也没有为他带来更幸福的生活。可以说，这样的戏剧冲突具有原型意味。

　　另一个贯穿影片的因素，在老四带着贵英上楼看房的场景中表达得最明显。生活环境、居住条件可以在短时间里改变，但农民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有时并不能很快就转变。《隐入尘烟》讲述的是一个有些极端的例子，老四和贵英显然完全无法适应城市化的公寓楼生活。影片在这里回应了当下中国农村发展的现实问题，那就是农村发展的复杂性，特别是美好生活愿景与实现路径之间的关系。城镇化、现代化的发展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否可以共存？

　　在《隐入尘烟》中，创作者呈现了农村生活变化与传统农业生活方式所蕴含的道德价值之间的冲突。这样的主题并不新鲜，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曾是中国电影的经典主题之一，对传统乡村生活的正反呈现也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丰富的光谱。然而，不论是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批判，还是对它投以依依不舍的目光，有一点必须承认的是，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轻易斩断自己同乡土的关联、清除自己的乡土记忆。

　　电影的结尾，老四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和贵英一砖一瓦亲手盖起的房子被村里派来的推土机推倒了，这栋凝结了他们的劳动、情感与生命力的房子顷刻坍塌，消隐在扬起的尘烟中，如戏剧落幕时令人唏嘘感叹又促人思考。最后，笔者想说的是，虽然道德优劣与生产生活方式之间可能并不是影片呈现的那样简单固定的对应关系，但对于中国的现实问题，《隐入尘烟》这样的作品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思传统乡土生活的价值及其现实合理内核、关于有生命力的日常生活的影像叙事样本。

　　（作者系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副院长）